明知孫權會從背后「捅刀子」,關羽為何還冒險攻打襄陽

對于三國歷史來說,發生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的關羽攻襄陽之役無疑是一樁大事。正是因為它的出現,既成就了關云長「水淹七軍」、威震華夏的英名,也使江東集團看到了攻取荊州的可乘之機。

不久后,孫權派呂蒙襲取荊州,孫劉聯盟破裂,曹、孫、劉三方的軍事戰略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諸葛亮為劉備所謀劃的「跨有荊益」的復興大計從此成為泡影。

其實,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孫劉雙方就因荊州問題險些開戰。后雖經「湘水劃界」(亦稱「湘水之盟」),雙方暫熄兵鋒,但孫劉聯盟實質上已名存實亡。因此,關羽主政荊州期間,在長江水道遍布哨卡,并留重兵屯駐南郡重鎮公安、江陵,目的就在于防備孫權從背后「捅刀子」。

然而,讓人深感不解的是,既然明知孫權對荊州的企圖,關羽為何還要在強敵在后的情況下,發荊州之軍攻打襄陽呢?

關于這個問題,歷來有三種主流觀點:

一是認為此舉系關羽在劉備取益州、大量益州士人進入劉備集團決策層后,為鞏固自己地位而自主發起的軍事行動;

二是認為關羽此舉意在為劉備進位漢中王造勢,但劉備事前也是不知道的,事后才予以了默許;

三是攻襄陽本就是劉備在建安二十四年的整體戰略規劃之一,意在消除曹仁部對荊州的威脅,關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那麼,上述三點,哪一個更符合或接近歷史的真相呢?

要想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弄清楚: 對劉備集團來說,發荊州之軍攻襄陽不是小事,這麼大的軍事行動,劉備與關羽事先是否進行過溝通?

關羽攻襄陽,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而就在當年五、六月,剛剛攻下漢中的劉備即派劉封、孟達率軍攻取東三郡即上庸、西城、房陵。注意,劉封、孟達此時并不在一起,按照《三國志•蜀書》所載,劉封出兵是從漢中東下,孟達則是從荊州的秭歸北上。

可見這個時候,孟達是受關羽節制的荊州守將。劉備在攻取漢中前后,封關羽「董督荊州事」(《蜀書•先主傳》),荊州一切軍政大事、人事提調及官吏任免,關羽都擁有全權。 因此,調孟達出荊州北上攻東三郡這種使荊州兵力部署發生變化的決定,劉備應當、也必然要與「董督荊州事」關羽商議后才能做出。

之所以要說這件事,就是為了講清,劉備雖身在益州,但其無時無刻不在重大問題上與關羽保持溝通。故而,在調出孟達一部之后,關羽便率軍進攻襄陽,這必然是二人商定的一個整體的作戰行動,即攻東三郡與攻襄陽同時進行。所以對于攻襄陽之舉,劉備完全是清楚的。

就在關羽攻襄陽的七月,已進位為漢中王的劉備以費詩為使,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個假節鉞。 按照田余慶先生在《秦漢魏晉史探微》中的考證,漢末三國兩晉時期,假節鉞擁有代王者行使權柄的權力,既能當場斬殺違令者,亦能享受對某一大事的「專命之權」,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非絕對重臣不能得之。

縱觀整個蜀漢歷史,也只有關羽和諸葛亮二人得到過假節鉞(諸葛亮是在征討孟獲時才得此鉞,比關羽晚了六年)。

也就是說,關羽攻襄陽,劉備的反應是授予關羽「假節鉞」的大權,這實際上反映了劉備不僅知道關羽將要發動此役,更是對其給予全力支持,給關羽以全權,讓他代表自己放手去做這件事。

講明白了進攻襄陽是劉備與關羽議定的計劃,那麼接下來一個必須要解答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劉備在安排進攻東三郡的同時,非要由關羽攻襄陽?要知道正是因為關羽攻襄陽,導致了后面的孫權敗盟及呂蒙襲荊州,以至于完全破壞了劉備、孔明君臣在《隆中對》中規劃的由益州、荊州兩路北伐的計劃。因此,對于這其中的疑問,我們應當細致做一番分析。

進攻東三郡的過程十分順利,就在關羽開始攻打襄陽時,劉封攻下西城,孟達攻下房陵,由曹操任命的上庸太守申耽舉城投降,東三郡被劉備集團控制。東三郡在西漢時屬于漢中郡下屬的縣,東漢末年升格為郡。

之所以叫東三郡,是因為其地在漢中之東。從漢中經沔水向東,先達西城,次達上庸,再達房陵,后向東南再至襄陽。看見了嗎?也就是說,東三郡位于漢中與襄陽之間,其間可由沔水相通。通過東三郡,由益州(漢中屬益州)可經水路直達荊州(襄陽屬荊州)。 這樣一來,占據東三郡及襄陽后,除了長江外,荊州、益州還有沔水相連通,關系勢必日益緊密。

「湘水劃界」后,作為長江水道重要隘口的夏口、陸口均被東吳掌控。鑒于孫劉聯盟事實上已趨于解體,因此對劉備集團來說,荊、益之間僅靠長江保持聯系是不保險的。為保障自身安全,更為更好地實現「跨有荊益」的戰略目標,拿下東三郡和襄陽,確保沔水航道的暢通,對于已經控制漢中的劉備集團來說勢在必行。 也就是說,進攻東三郡和襄陽,其實正是劉備集團為實現徹底的「跨有荊益」而必須實施的軍事行動。

而要想通過東三郡和沔水連結荊、益,就必須攻取襄陽。不拿下襄陽,東三郡的價值,以及沔水對連結荊、益所起的作用都將大打折扣。

明白了這些,再來看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集團的一系列行動,我們就能夠明白:隨著當年五月劉備軍占領漢中,益州全土已被劉備集團掌控,隨即調動兵力攻打東三郡,再由關羽攻襄陽,這樣就能夠打開一條經沔水而通荊、益的航道,從而擺脫東吳對長江航道的威脅,通過沔水實現「跨有荊益」,這就是劉備集團當時整體的一個規劃。 作為規劃中的一部分,攻襄陽不是關羽自作主張,而是在東三郡到手后,為實現上述目的所做的最后一個努力。

從當時關羽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以至于曹操都不得不考慮遷都的情況來看,沒有人懷疑關羽將拿下襄陽。然而,劉備勢力的膨脹卻讓江東集團感受到壓力山大。在聯盟實際上已經破裂、劉備的威脅開始大于曹操且荊州有機可乘的情況下,孫權隨即向曹操暗中納款,并派呂蒙襲取南郡,建安末年的形勢轉瞬之間發生逆轉。之所以劉備的規劃會在最后一步即將完成時功虧一簣,其中雖有孫權背信棄義突然襲擊的緣故,但關羽以及劉備本人也難辭其咎。

在得知南郡被呂蒙攻占后,關羽的軍隊基本完好,他完全可以利用宣傳造勢,讓官兵們得知孫權背盟偷襲南郡,以此將大家激勵為一支怒火上頭的復仇之師,進而立即回師收復南郡。可他卻心存僥幸,不斷派人與呂蒙接洽,想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這就給了呂蒙通過使者往來傳播吳軍善待荊州將士家屬、施展攻心之計的機會,從而導致荊州軍斗志全無,最后一哄而散。

而劉備呢?在取得漢中、占有東三郡后,襄陽的得失儼然已經成為劉備集團最關心的問題。那麼,除去給關羽「假節鉞」,全力支持其攻取襄陽外,劉備還應該及時由漢中(最好由其親自掛帥)揮軍東進,以厚關羽之軍力,在使攻打襄陽更有把握的同時,亦可震懾孫權,使之不敢妄動。

可劉備一方面全力支持關羽,一方面卻由漢中回到成都悠哉過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在事實上讓關羽陷入既要伐曹、又要防吳的兩線作戰之境地,這勢必會讓力量有限的關羽對伐曹與防吳兩個目標都難以達成。

建安二十四年夏,關羽之所以在孫權對荊州虎視眈眈的情況下仍冒險進攻襄陽,其實是劉備集團為實現「跨有荊益」的終極目標而進行的整體戰略行動的最后一步。

但可惜的是,這個宏大的計劃卻因為最高決策者劉備在布局上的某些短視,再經由關羽平庸的統帥才能的放大,最終釀成了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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