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常會用到「大赦天下」的手段。《尚書·呂刑》中也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的說法，可見在上古時期，宥赦制度便初具初始形態了。
所謂「赦」，即免除刑罰，大赦天下只是其中一項；此外還有「曲赦」，即赦免部分地區罪犯的刑罰。至于「宥」，則取「寬宥」之意，意為減輕刑罰，從寬處理，如朝廷發「德音」，就是對重刑犯進行減刑、對輕罪者進行釋放。
兩漢以來，儒學大興，據相關統計，兩漢共赦218次。及至漢末三國，無論是曹魏、東吳，還是諸葛亮之后的蜀漢，皆曾多次恩赦。唯獨諸葛亮執政期間，卻極少言赦，只有蜀主劉禪即位當年才出現了一次。諸葛亮氣度恢宏，世所共知，可他又為何要這麼做呢？
上圖_ 諸葛亮
一、諸葛亮「赦不妄下」
諸葛亮對大赦的態度，見于《華陽國志·劉后主志》： 「丞相亮時， 有言公惜赦者，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愿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 」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宜于治！’」
諸葛亮出身名門，通曉儒學經典，但又不是一個標準「儒生」。其一生所學龐雜，頗有法家、名家、縱橫家、道家等學說的影子。在蜀地時，諸葛亮曾擔任太子劉禪的老師，為其抄寫「申、韓、管子、六韜」等各家典籍，還傳到了劉備耳中。申不害、韓非子為先秦時期的法家代表，管仲又是諸葛亮的「偶像」之一，諸葛亮不言赦的做法，顯然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上圖_ 《韓非子》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韓非的著作總集
韓非子曾云： 「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這話說到了點子上。自古以來，刑與法都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也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重要保障措施。一旦國家疏于刑罰，習慣用大赦來維護其統治，奸邪之人就會趁機作亂，侵吞良善之人的利益。換言之，國家頻繁宥赦，小人犯罪的成本就會大大降低；而這種約束一旦降低，擁有權力與武力的豪強地主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公然踐踏法律。時間一長，不僅會導致社會動蕩混亂，也會大大降低官府的公信力。
這絕非是妄言。東漢桓帝時，社會昏暗，朝堂不得不經常大赦，以達到樹立恩德、強化皇權的作用。當時，有個名叫張成的術士，因 「推占當赦，遂教子沙人」。其實，所謂的「占卜」只是一種借口，按范曄《后漢書》與《太平御覽》注引謝承《后漢書》記載，張成正是宦官集團的附庸。利用自身職業的特殊性，張成可以輕松接觸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然后利用「大赦」做文章，或攫取私利，或沙人泄憤。
上圖_ 鄭玄（127年8月29日—200年）
面對這種行為，別說其他人了，就連陳紀、鄭玄這樣的儒道宗師，都「曾不語赦」。而這，正是諸葛亮用來反駁朝臣的一個有利論據。此處所言「不言赦」，正是劉備與他共同制定的基本國策，不容動搖。君不見，劉表、劉璋雖然善待部屬，但仍有不少豪強暗藏異心，意圖顛覆他們的統治，以致政/局愈亂。
《管子》云： 「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諸葛亮自比管仲，深受其說影響，對此觀點深以為然。 裴松之注引「郭沖條亮五事」其一載： 「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誠然，諸葛亮以法治蜀，招致了不少非議，就連法正都勸說過他。然而，諸葛亮始終都認為：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再次強調了「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的觀點。
上圖_ 法正（176年－220年），字孝直
這種頗有法家手段的執政理念，與曹操25年未曾一赦倒有異曲同工之妙。說白了，東漢后期以來，日益膨脹的豪門大族已掌握了社會中的絕大多數資源。魏、蜀、吳三國建立時，雖得到了豪族地主的支持，但為了鞏固皇權，曹劉孫三家也仍要采取各種辦法對其進行抑制。
這是因為：頻繁的大赦，顯然會破壞法制的公平；而法紀一旦松弛，就會助長這些豪門大族的囂張氣焰。亂世須用重刑，為今之計，只有一視同仁，限制他們利用自身強大的影響力來干預社會的正常運行。只有這樣，國家才能走上正軌。
上圖_ 劉禪（shàn）（207年－271年），即蜀漢懷帝
二、蜀漢后期何以大赦
蜀漢自建立以來，到諸葛亮去世，期間只有兩次大赦。一次是劉備登基，一次是劉禪登基。從某種程度而言，大赦其實是皇帝的特權，是他們用來強化皇權、彰顯自身權威的關鍵手段。故天子踐祚，常通過大赦天下來表現其統治力。
也正因大赦是皇帝的「專利」，所以諸葛亮就算想要大赦，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跨過劉禪來做決定。在此情形之下，諸葛亮才會搬出先帝劉備為他「背書」，以證明其無意染指「大赦」這項權柄。只可惜，諸葛亮去世后，開始掌權的劉禪并沒有他這種強力手腕掌控朝局。故在此之后，蜀漢便經常見到大赦了。
上圖_ 蜀漢宥赦表。來源：陳俊強《魏晉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討》
如上圖所見，諸葛亮去世后，蜀漢共進行了十二次大赦。且不難看出，伴隨著大赦而進行的，是一次次的政/治、軍事行動或星象災異。這不由令人聯想到，東漢后期桓、靈二帝在位時，朝政漸亂，皇帝幾乎一年一赦，如此高的宥赦頻率，恰恰反映了社會的動蕩不安與政/治的黑暗。 同理可知，蜀漢后期的大赦，亦是劉禪對益州本土勢力的一種變相妥協。
陳祗、董厥、諸葛瞻執政期間， 「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以致政刑失和，人心向背，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土著勢力抬頭，并趁機鼓吹「投降論」，引起朝局內外一片動蕩。
上圖_ 譙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國縣人
在此情形之下，蜀漢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執政長官與地方大族、平民百姓與大族之間的矛盾，都需要一次次的大赦來進行暫時性的緩解。而這，正是劉禪不得不頻繁使用恩赦手段的根源所在。
只不過，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雖暫時緩和了政/局，卻在無形中再次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益州土著更加肆無忌憚，進而加速了蜀漢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