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爹媽情最真，淚血溶入兒女身……」
1867年，慈禧寫了一首詩，也是她生平寫的第一首詩。這首詩是送給她母親富察氏的，卻沒想到，這首詩的最后一句居然傳播度廣到老少皆知。
到底慈禧為何要難得提筆寫詩？最后一句又是什麼呢？
慈禧從小所受的教育就很有限，這不僅因為古代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想法，還有一個原因所在。
多年來，業界一個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慈禧并非滿人，而是漢人。而且她在山西農村長大，是后來被滿人官員葉赫那拉·惠征所收養，才入了籍，最后進宮。
也正是如此，慈禧小時候并沒有很好的文化環境。即使入了惠征家中，也不一定能夠和惠征其他子女一樣，有同等的教育環境。
這就導致慈禧文化水平不高，她也很少如古代其他女性一樣，能夠賦詩寫作。
但她的人生轉折點出現在了1852年。
那年慈禧入宮選秀，也許是受到了同時期秀女的熏陶，她雖才學不高，卻開始努力寫字，甚至因為一手好書法成為了咸豐批奏折的代筆。
但慈禧字雖好，其才華依然泛泛，又因為她在掌權之后，開始耽于享樂，自然不會懂得詩詞歌賦所帶來的精神熏陶。
1867年，慈禧的母親富察氏60歲大壽，按照古人思想，耳順之年的壽宴應該在條件范圍內，辦得有聲有色、大張旗鼓。
再加上慈禧當時已經是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更應不會放過這個鋪張浪費、驕奢淫逸的機會。
可是天有不測風云，恰好此刻有外國使節來到了中國。在別國面前立威，還是為母親擺宴炫耀，慈禧很明顯選擇了前者。
其實，清宮和富察氏的府邸相差并不是很遠。
富察氏居住地為錫拉胡同，而錫拉胡同就在王府井，離清宮的東直門只有幾步之遙，然而即便如此，慈禧也沒去。
于是，慈禧在緊鑼密鼓的準備過程中，寫下了一首詩。
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世間爹媽情最真，淚血溶入兒女身。殫精竭慮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首詩的題目叫做《祝母壽詩》（一說《祝父母詩》），送到了富察氏的府邸。
1870年，富察氏溘然長逝，享年63歲。據時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的日記中所寫，富察氏出殯的時候，陪葬的物品之多，多到整個北京城都填滿了；
沿途前去祭棚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吊唁金能夠超千金之多，吊唁之人都是有頭有臉有身份的，甚至有一個李侍郎沒去，還被慈禧呵斥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這首詩曾經加入了小學教材。后來，由于教育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慈禧這種文化程度的詩詞實在是難登大雅之堂。 這首詩本身也不符合七言絕句的格式，所以就從小學課本中剔除了。
但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卻自此開始在中國更廣泛地傳播了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首詩已經不在教科書中，但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卻成為了中國教科書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兩句俗語之一。
這不僅代表了「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傳播度甚廣，已經成為了一句俗語。也表現出了當代父母的困局。
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不僅僅是學校，父母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更為突出。
也正是如此，近年來的父母并不如過去那樣的「放養」狀態，而是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到子女教育上，有著沉重的教養負擔。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父母的辛苦程度也是過去的數倍，「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在當下顯得更為應景。
慈禧和富察氏之間的故事，隨著這句話的傳播，在近年來也成為了許多人熟知的民間故事。
然而知道的人越多，便有越多的人對這件事提出了疑點，加上慈禧本身臭名昭著，更讓這件事的真實性撲朔迷離。
首先是慈禧和富察氏之間的關系。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齡著《慈禧太后私生活實錄》說，慈禧 「對于那些皇族和自己母家這些較近的至戚，都是很切齒地痛恨著的。」
可見，慈禧不管是不是惠征親生的，和母家親戚的關系應該不是太好。而她與惠征夫妻之間的關系，也在裕德齡的另一篇《清宮二年記》記載了。
「有一次謂余曰：‘自余髫齡，生命極苦，爾所知也。以余非雙親所愛，尤覺毫無樂趣。吾妹所欲，親必予之。至于余者，靡不遭訶叱。’」
裕德齡
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從我童年開始，就過得很苦，你也是知道的。因為我不是爸媽喜歡的孩子，更覺得沒什麼樂趣。我妹想要的，父母一定給她；而我想要的，總是會遭到呵斥。
另一個史料《清稗類鈔》也記載了類似的事情： 「孝欽后（慈禧）嘗語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
可以看出，慈禧和惠征夫妻關系也不好。既然富察氏對慈禧不好，那麼慈禧寫出「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的可能性，也變得很小了。
雖然前言曾提，慈禧給富察氏舉辦的喪禮十分隆重。但是這也許并非出于孝心，而是慈禧本性鋪張浪費、想要顯擺的緣故。
除此之外，另一個疑點似乎更能佐證此事的虛假之處。按照大眾所熟知的「可憐天下父母心」的故事背景，其中促使慈禧寫下這句詩的重要原因是：慈禧要接見外國使臣，沒空賀壽。
然而，這件事卻在年份上，出現了差異。
按故事時間線來說，富察氏的60大壽是1867年。但是根據清史稿記載，慈禧在實際掌控清朝期間，接見使臣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的年份是1873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
當時，同治皇帝接見了英、法、美、俄等國使臣，并接受了他們遞交的國書。而清史稿中，并未提及慈禧一同接見。
也許清史稿并未詳盡記載完全此事，以慈禧當時的地位，仍舊有很大可能一同前往的。但是，這次同治皇帝接見外使的意義并不是那麼簡單。
當時同治皇帝18歲，到了親政的年紀，這也是慈禧短暫的讓權時期。這次接見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為了證明同治皇帝親政后的政治地位，儀式感大于實質性。
如果慈禧太后陪同前去，從意義上和傳統思維上，都是一種對皇權的挑戰。雖然慈禧對朝政有所控制，但是不會在這種代表同治帝地位的事情上太過干涉。
另一個佐證慈禧沒有參與1873年的接見一事的，是當時接見的地方在宮外的瀛台。換言之，慈禧要接見使臣，必須出宮，這算是行程上的大事了，清史稿不可能沒有記載。
也就是說，無論從史料方面，還是從事實邏輯分析，慈禧都未曾參與這次接見。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她接見了，此刻富察氏也已經去世3年了，遑論替她祝壽寫詩。
而慈禧最早可考的接見使臣的時間點，要大大地往后推30年，也就是1902年（光緒二十七年）。當時，慈禧接見了美國使臣，談及了博覽會的相關事宜。
這時候，距離富察氏作古也已經過去了三十二年。 也就是說，因為接見外使一事而導致無法給母親祝壽一事，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那麼，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導致慈禧無法為母賀壽。比如，其他政事羈絆了慈禧。其實，這種情況下也并非不成立。
但在清廷內部，其實一直以來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那就是這些皇親國戚的所謂「墨寶」，大多數是有代筆的。
關于代筆一事，在乾隆年間有個非常知名的故事。乾隆一生愛寫詩，留存現世的有4萬多首，但其中絕大多數其實都是代筆，即使是他親筆寫的，也有一部分經過大臣們加工的。
這其中就有個大學士沈德潛，是代筆的諸人當中「作品」最突出的。
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想將沈德潛寫的詩整理成冊，可是這其中也包括了他替乾隆代筆的詩。
這件事讓乾隆知道了，他非常憤怒，于是把沈德潛的尸體挖出來鞭尸，還抄了他們的家，這件代筆的事情，才曝光了出來。
乾隆這種集全國頂尖教育資源于一身的人，都逃不過代筆的命運。遑論慈禧這種沒有怎麼接受過教育的人。
事實上，慈禧也確實找過代筆。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舊存的、及各大中型拍賣會上改了慈禧璽印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品都是為了做賞賜之用。
而且慈禧的作質量量兩極分化很明顯。以慈禧好大喜功、時刻注意樹立自我形象的個性，自然不會讓比她畫技差的人代筆，所以藝術水平高的畫作就是慈禧的代筆之作。
從這方面統計，慈禧的代筆次數十分高。而且她的書法并不若一些傳記里所寫的那樣娟秀，甚至可以說是孱弱稚嫩。
而慈禧的代筆人，在《清宮遺聞》卷一轉錄《寒松閣談藝瑣錄》中有所記載：
「時（繆）素筠隨夫宦蜀，夫死子幼，甚苦，歸滇。工花鳥、能彈琴、小楷亦楚楚頗合格。四川督撫乃驛送之京師，慈禧召試，大喜，置諸左右，朝夕不離。」
除了繆素筠之外，還有王韶、阮玉芬、屈兆麟等人，都是慈禧的代筆，均有一定的資料進行佐證。
左慈禧原筆，右代筆
以此為基礎上，便可以討論兩個問題：
一是，慈禧在寫個「壽」字都需要有代筆的情況下，會在明知道自己文化基礎不高的情況下，不找代筆給自己潤色嗎？
二是，慈禧本人如此在意自己的形象，她可以忍受自己寫的詩，在未經潤色的情況下，以不符合七言絕句的格式流傳出去嗎？
如果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話，「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是慈禧所寫的可能性，又大大減少了。
慈禧書法
至于慈禧到底有沒有寫過這句話，由于沒有確鑿的史料記載，大概也就和她的身世一樣撲朔迷離，會成為永久值得探討的話題。
坊間廣泛流傳的「慈禧所寫的唯一的詩成為耳熟能詳的諺語」一事，傳播度甚廣，甚至一些官方媒體也認為此事屬實。
而通過詳細地挖掘史料，會發現富察氏對慈禧并不好，很少給慈禧母愛；同時，慈禧并沒有在1867年有接見重要外使的史料。
更重要的是，以慈禧愛代筆、且好大喜功的個性來看，這首《祝母壽詩》若真是以慈禧名義傳世，必然會潤色得更加好看，一如她往日的代筆風格一般。
綜上所述，此事是否屬實，仍然存在迷霧之中，等待著史學家找到更多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