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以鐵腕手段追討國庫欠款，大批貪瀆官員被革職抄家。但他深知，一味剛猛治理不好國家，所以他也有軟的一手，這便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

耗羨，是指火耗和羨余。

火耗出現于明朝。張居正當政時，曾推行「一條鞭法」，規定的將田賦、徭役及其他雜稅合并征收銀兩。

張居正此舉，本意是為了減輕民眾負擔，但是老百姓手里大多是碎銀，需要熔化鑄成銀錠上繳國庫，而在這個重鑄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銀兩損耗，因而需要額外繳納一部分，收多收少，取決于地方官吏。

羨余的歷史更久遠。唐朝中期，一些地方官為討好皇帝或上司，會以稅收盈余的名義進貢，其實質是稅外對普通百姓的勒索。比如白居易在《重賦》就說：「號為羨余物，隨月獻帝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在雍正之前，清朝官員薪資很低。康熙朝初年，一位御史曾向皇帝反映：如今一知縣，每月俸祿僅三兩，全家老小只能粗茶淡飯。有些貪污的縣官，起初僅僅是想改善家人生活，應對官場應酬，後來越貪越多，索性做個貪官。

到康熙晚年，官員貪污行為愈演愈烈。身為阿哥的雍正對此看在眼里，決心等自己當了皇帝，非要整治整治這些貪墨的官員不可！

所以，即位不到一個月，雍正便下令追討國庫欠款。此外，他還有軟的一手，他命令各地督撫如實匯報自己的真實收入。

見識了新皇帝的鐵腕手段，督撫們老老實實地上報了：

廣東巡撫年希堯匯報，自己每年除了一百五十五兩的合法收入，還有六萬五千的灰色收入。

山東巡撫黃炳奏報，自己所在的衙門，每年要收受十一萬兩。

兩江總督查必納說，兩江總督衙門每年要收二十萬兩。

收到了如上匯報，雍正帝非常滿意。在年希堯的奏折后面，他批復道：「覽爾所奏，朕心甚悅。全無真語，一無粉飾。」

看到這里，您也許奇怪，雍正為什麼不怒反喜呢？因為他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很清楚官員俸祿太低，遠遠不夠應付他們的各項支出。

還是以地方督撫為例，雖然他們已經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但他們每年合法收入卻只有一百五十五兩，遠不能覆蓋他們的實際支出。

身為省部級高官，養家糊口，出行起居，人情往來，都需要自己掏腰包。為了開展工作，他們需要請一批幕僚為自己辦事，而請這些幕僚的錢，需要督撫自己負擔；此外，部分地方政務，如地方每年的閱兵，朝廷是不報銷費用的，其經費要督撫自籌。

這樣雜七雜八算下來，每年的實際支出，需要在兩萬多白銀。

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和政務的進行，官員們必須征收耗羨。

鑒于這一情況，雍正打算實行耗羨歸公：就是各地將耗羨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繳中央，然后中央再統一管理和分配。

雍正二年，皇帝下令各省依據本地情況推行耗羨歸公——還特意強調耗羨歸公后，其收率不能增加。

耗羨收上來了，一部分銀兩留作地方辦公經費，一部分用來彌補虧空，其余的錢，要為官員發放養廉銀。

所謂養廉銀，顧名思義，就是培養官員廉潔之風的銀子。

耗羨歸功后，地方官失去了一項生財之道，為防止他們貪污，雍正決定按官職高低、事務繁簡、用度多寡，向官員發放一筆豐厚的生活補助費：總督每年的養廉銀為兩萬兩，巡撫為一萬五千兩，布政使為一萬兩左右，按察使為八千兩，道府為五千兩，州縣官員一多千兩。

這樣的數額，是他們俸祿銀的數十乃至百倍，足夠當時的官員過上體面的生活 了。

地方官發放了養廉銀，京官雖然表面風光，但是俸祿低，生活成本高，難以養家。如果不解決他們的薪資問題，恐怕他們還會向地方官員索取財物。

考慮到這一點，雍正也給京官漲了工資。漢人小京官，每年領十二石祿米，大多不夠一家食用。雍正三年 (1725年)起，給他們增加俸銀祿米。三年后，又下令對吏、戶、兵、刑、工尚書、侍郎，兼管部務的大學士發放雙倍俸祿。

除了文官，武將也有數目可觀的養廉銀。

養廉銀出現前，官場上陋規橫行。比如康熙晚年，江西巡撫白潢就向皇帝匯報過本省的陋規情形：

節禮，下屬在節日（當時普遍有「三節兩壽 」的說法，即春節、端午、中秋三節，長官及夫人壽辰）要送禮 ，每年大約收能到五萬兩。

漕規，糧道衙門送，每 年四千兩。

關規 ，稅關衙門送 ，每年兩千四百兩。

鹽規 ，鹽商送的，每年一萬兩 。

錢糧平頭銀 ，布政使衙門送，每年八千兩。

雍正元年，發出上諭，禁止朝廷欽差接受地方官饋贈，地方督撫亦不得以此為由搞攤派。

「于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 」。這是推行養廉銀后，雍正警告官員們手莫要亂伸。

在皇帝的嚴令下，取締陋規運動效果顯著。廣東巡撫年希堯 ，對下屬的節禮，一律拒收；廣西巡撫孔毓殉，也對節禮「盡行不收」；河南巡撫田文鏡，以身作則的同時，嚴厲約束家屬和工作人員，不得收取任何禮品，哪怕本地土特產也不行。

對那些心懷僥幸，肆行貪墨的官員，雍正一經發現，必予以嚴厲懲處。巡察御史博濟向驛站勒索，被革職；山東蒲台知縣朱成元被人揭發向上司行賄，雍正下令嚴加審訊，將一眾貪官繩之以法。

耗羨歸公與養廉銀，是治官與治財相結合的重大舉措，充分體現了雍正的能力和魄力。耗羨歸公，充盈了國庫，完善了財政制度，減輕了人民負擔；養廉銀制度，讓官員收入變得透明化、制度化，此后半個世紀，貪污大案明顯減少，其中就有養廉銀制度的功勞。

不過，到了乾隆后期，又出現了李侍堯、王亶望、和坤等大貪污案，這里面有官員的欲壑難填，也有繼任者的舉措失當。

隨著美洲白銀的大量涌入，物價差不多漲了三倍。但乾隆非但沒有提高養廉銀數額，反而常常把本就不多的養廉銀挪作他用；嘉慶繼位，面臨著財政困境，也會經常扣發官員的養廉銀；道光一度進行深化改革，可他的能力膽魄遠不及其曾祖，在官員們的極力反對下，他的雄心壯志徹底付諸東流。

參考資料：《清史稿》《清世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