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瞻臨走前,為何要說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詳解蜀漢最后十年

公元253年,對于蜀漢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不僅僅在于費祎被暗算身亡,更在于蜀漢四相接連亡故對蜀漢政/局帶來的重要影響。

一、費祎之去

劉備走後,諸葛亮開創了蜀漢全新的頂層結構。這是一種類似于內閣制度的權力模式,諸葛亮居成都時,劉禪基本屬于垂拱而治,而諸葛亮負責具體事務;諸葛亮北伐期間,總領前方軍權,而后方內政委任費祎、董允等人。

而這種政/局,被后來的蔣琬、費祎所基本延續了下來,大將軍總攬軍政,劉禪垂拱而治;只是不同的是,蔣費在成都的時間越來越多,北伐軍事越來越倚重姜維。

皇帝垂拱而治、權臣安于臣位,這樣的現象在蜀漢穩定地維持了數十年,不得不說,這是中國封建史上的奇跡。而這種現象得以維持,諸葛亮的高風亮節開了一個好頭。

然而,費祎之去,為這種現象打上了一個句號。

當然,這并不是說,權臣們開始不安于臣位,而是在這種過于穩定的政/局之下,蜀漢的后繼之才太少了。蔣琬費祎董允基本都是在諸葛亮時期就處于要職的熟手,而諸葛亮走後數十年,蜀漢政壇幾乎再無新星涌現。

當然,位置總要有人接替的。費祎走後,陳祗、董厥、樊建等人先后接替了尚書令的職位,主政蜀漢,后期諸葛亮之子諸葛瞻也復出,錄尚書事。

并不能說他們無能,但比起蜀漢四相來說,他們的差距是明顯的。

二、姜維「宣戰」

這些人主政時期,與蜀漢四相有兩個差距:

其一,他們不能抑制以黃皓為代表的宦官勢力的崛起;其二,他們的威望與老革命姜維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因此他們只能后方之政,卻難以插手姜維的軍政。

本來蜀漢四相牢牢的掌握著皇帝劉禪,宦官勢力也被壓制得完全抬不起頭。而陳祗大約是因為本身威望不足,為了更好的執政,將宦官黃皓引為內援。

陳祗時期,黃皓從一個小小的黃門令逐漸擢升為中常侍,幾乎與陳祗平起平坐。陳祗走後,黃皓已經成為龐然大物,接手政務的董厥、樊建、諸葛瞻等人已經無力制約。

而黃皓手中最大的牌,就是深居內宮的劉禪。利用這張王牌,黃皓幾乎是作威作福,名義上還是董樊諸葛等人執政,但最后幾年的蜀漢政/局,已經顯得有些諱莫如深了。

那麼,有人說,這是諸葛瞻「內不能除黃皓」的原因,還是沒說到姜維呀?

姜維對蜀漢政/局的影響,也正與此有關。剛剛提到,費祎走後,在蜀漢軍界,姜維已經是一等一的大佬,沒人可以制約。而姜維又繼承了諸葛亮的北伐遺志,率領蜀漢的主要軍事力量,不斷的北伐。

長期領軍、無人制約,是不是有那麼點跋扈難制的味道了?

當然,本來這也僅僅是一種隱隱的現象,還不至于讓蜀漢軍政分離。加之,姜維對蜀漢的忠誠是無人懷疑的,因此還屬于可控范圍之內。

但姜維做的一件事,讓這種軍政分離的現象,逐漸走向了不可控的方向。

262年,長期在外的姜維,回到成都。看到政/局已經如此敗壞,黃皓如此權勢逼人,他氣急敗壞,竟然公開向劉禪直言,黃皓可沙。

這一舉動,幾乎代表著他與宦官勢力宣戰了。而皇帝劉禪卻并不準備讓他們你4我活,而是和起了稀泥。

醒過神來的姜維,意識到黃皓勢力已經盤根錯節,而自己對政/局已然生疏,皇帝也不支持自己,頓時心涼了半截。從此,他長期屯田沓中,再不回成都。

剛剛提到,姜維本就無人可以制約,現在他又公然不回成都,這就意味著他不接受蜀漢中央政府的領導,而是要自專。這兩種行為加在一起,在蜀漢執政諸葛瞻們的眼中,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制」的跋扈將軍了。

然而,此時蜀漢正處于多事之秋,除了姜維,北線抵抗曹魏的軍事任務似乎也沒有人能夠完成,加之姜維對蜀漢的忠誠也是有目共睹,又掌握著蜀漢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否則,姜維早就被蜀漢朝廷傳檄討伐了。

或許有人覺得沒有這麼嚴重,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佐證:當鄧艾陰平偷渡成功后,為何劉禪放著姜維的大軍在外,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投降,朝議的時候竟然沒有人提議去與姜維匯合?其中的微妙之處,你細品。

三、蜀漢三派和諸葛瞻們的理想

到這里,我們已經可以明確,蜀漢后期的頂層結構,基本上被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以黃皓為首的宦官派。他們利用垂拱而治的皇帝劉禪的信任,形成一股隱形力量,制約著蜀漢的最高決策。

而劉禪之所以信任他們,似乎也有一種利用他們來防止大權完全旁落的心理。正是這一點,是黃皓們得以立足的關鍵點。

第二派是,以姜維為首的漢中軍政大佬們。實際上,姜維并不愿意單獨成派,但對黃皓的「宣戰」失敗,導致他事實上成為一派。

這一派的主要資源是手中的北伐軍,還有大部分諸葛亮時期留下的軍界大佬。雖然在政/局上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但蜀漢北部的軍事壓力決定了他們的重要性。

第三派才是蜀漢政/局的主角,以諸葛瞻、董厥、樊建為首的執政派。他們本是蜀漢實際上的執政者,應該成為蜀漢軍政舞台上的絕對領導者,掌控一切。

然而現實是,因為他們的威望不足,姜維們并不聽命;又由于皇帝劉禪的信任,黃皓們屢在人事任用、軍政決策上干擾他們的決策。因此他們像小媳婦一樣,過的非常憋屈。

這三派相互不服從,誰也沒有絕對的力量壓制其他兩派,雖然沒有分裂,但無疑蜀漢上層已經是軍政離心。

而蜀漢晚期政/局的微妙之處,還不僅僅在于此。

細心的小伙伴們如果去查一下陳祗、樊建、董厥的履歷就會發現,他們的出身和蔣琬費祎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幾乎都在荊州北部的諸郡縣。無獨有偶,諸葛瞻之父諸葛亮也是荊州人。

雖然荊州派是否存在一直一個難以確鑿的話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

這些出生荊州的執政們,還有諸葛亮直接提拔的姜維們,一直執著于諸葛亮制定的北伐擴張方略。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方略遭到了蜀漢本地豪強們越來越強烈的反對,譙周的《仇國論》得以流傳就是最好的證據。更嚴重的是,甚至于蜀漢的功二代、姜維手下的將領們也有很多人持有這種觀點。

軍政上層堅持北伐,而中層和底層則厭倦了頻繁用兵。這是蜀漢的上下離心。

軍政離心、上下離心,這就是蜀漢晚期的政/局。

而諸葛瞻們心中的理想,是一個沒有離心的朝堂,軍政集權的蜀漢政/權。那麼,政由誰出呢?

當然是政由尚書台而出,對內除去宦官的掣肘;同時掌握軍權,對外剝奪姜維等人的軍權。簡而言之,向蜀漢四相時期一樣,由諸葛瞻們總領軍政,外統諸軍,內清朝堂。

真的是這樣嗎?有一個例子可以佐證。

260年,諸葛瞻剛剛坐上錄尚書事的位置。2年后,姜維北伐敗歸,諸葛瞻等人上書,說姜維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請求削去姜維等人的兵權。

削去姜維的兵權,那麼兵權歸于誰?自然歸于尚書台。而有意思的是,錄尚書事中,諸葛瞻是唯一的武官。

而諸葛瞻臨死前曾說,「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這句話中,隱含著諸葛瞻們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的遺憾。在他們的眼中,內有黃皓弄權、外有姜維難以約束,同為蜀漢的內部隱患,而如他父親諸葛亮時期的蜀漢軍政一統,沒能在他的手中再次實現,是他畢生的遺憾。

我們不能說諸葛瞻們、姜維們誰對誰錯,但蜀漢四相走後,晚期的蜀漢政/局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樣風平浪靜,而是暗流涌動。

值得懷念的蜀漢四相

只不過由于內外形勢復雜,大家都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并沒有太多的拿到明面上來進行斗爭,所以這些都不為人所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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