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對于蜀漢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不僅僅在于費祎被暗算身亡，更在于蜀漢四相接連亡故對蜀漢政/局帶來的重要影響。
劉備走後，諸葛亮開創了蜀漢全新的頂層結構。這是一種類似于內閣制度的權力模式，諸葛亮居成都時，劉禪基本屬于垂拱而治，而諸葛亮負責具體事務；諸葛亮北伐期間，總領前方軍權，而后方內政委任費祎、董允等人。
而這種政/局，被后來的蔣琬、費祎所基本延續了下來，大將軍總攬軍政，劉禪垂拱而治；只是不同的是，蔣費在成都的時間越來越多，北伐軍事越來越倚重姜維。
皇帝垂拱而治、權臣安于臣位，這樣的現象在蜀漢穩定地維持了數十年，不得不說，這是中國封建史上的奇跡。而這種現象得以維持，諸葛亮的高風亮節開了一個好頭。
然而，費祎之去，為這種現象打上了一個句號。
當然，這并不是說，權臣們開始不安于臣位，而是在這種過于穩定的政/局之下，蜀漢的后繼之才太少了。蔣琬費祎董允基本都是在諸葛亮時期就處于要職的熟手，而諸葛亮走後數十年，蜀漢政壇幾乎再無新星涌現。
當然，位置總要有人接替的。費祎走後，陳祗、董厥、樊建等人先后接替了尚書令的職位，主政蜀漢，后期諸葛亮之子諸葛瞻也復出，錄尚書事。
并不能說他們無能，但比起蜀漢四相來說，他們的差距是明顯的。
這些人主政時期，與蜀漢四相有兩個差距：
其一，他們不能抑制以黃皓為代表的宦官勢力的崛起；其二，他們的威望與老革命姜維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因此他們只能后方之政，卻難以插手姜維的軍政。
本來蜀漢四相牢牢的掌握著皇帝劉禪，宦官勢力也被壓制得完全抬不起頭。而陳祗大約是因為本身威望不足，為了更好的執政，將宦官黃皓引為內援。
陳祗時期，黃皓從一個小小的黃門令逐漸擢升為中常侍，幾乎與陳祗平起平坐。
陳祗走後，黃皓已經成為龐然大物，接手政務的董厥、樊建、諸葛瞻等人已經無力制約。而黃皓手中最大的牌，就是深居內宮的劉禪。利用這張王牌，黃皓幾乎是作威作福，名義上還是董樊諸葛等人執政，但最后幾年的蜀漢政/局，已經顯得有些諱莫如深了。
那麼，有人說，這是諸葛瞻「內不能除黃皓」的原因，還是沒說到姜維呀？
姜維對蜀漢政/局的影響，也正與此有關。剛剛提到，費祎走後，在蜀漢軍界，姜維已經是一等一的大佬，沒人可以制約。而姜維又繼承了諸葛亮的北伐遺志，率領蜀漢的主要軍事力量，不斷的北伐。
長期領軍、無人制約，是不是有那麼點跋扈難制的味道了？
當然，本來這也僅僅是一種隱隱的現象，還不至于讓蜀漢軍政分離。加之，姜維對蜀漢的忠誠是無人懷疑的，因此還屬于可控范圍之內。
但姜維做的一件事，讓這種軍政分離的現象，逐漸走向了不可控的方向。
262年，長期在外的姜維，回到成都。看到政/局已經如此敗壞，黃皓如此權勢逼人，他氣急敗壞，竟然公開向劉禪直言，黃皓可沙。
這一舉動，幾乎代表著他與宦官勢力宣戰了。而皇帝劉禪卻并不準備讓他們你4我活，而是和起了稀泥。
醒過神來的姜維，意識到黃皓勢力已經盤根錯節，而自己對政/局已然生疏，皇帝也不支持自己，頓時心涼了半截。從此，他長期屯田沓中，再不回成都。
剛剛提到，姜維本就無人可以制約，現在他又公然不回成都，這就意味著他不接受蜀漢中央政府的領導，而是要自專。這兩種行為加在一起，在蜀漢執政諸葛瞻們的眼中，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制」的跋扈將軍了。
然而，此時蜀漢正處于多事之秋，除了姜維，北線抵抗曹魏的軍事任務似乎也沒有人能夠完成，加之姜維對蜀漢的忠誠也是有目共睹，又掌握著蜀漢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否則，姜維早就被蜀漢朝廷傳檄討伐了。
或許有人覺得沒有這麼嚴重，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佐證：當鄧艾陰平偷渡成功后，為何劉禪放著姜維的大軍在外，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投降，朝議的時候竟然沒有人提議去與姜維匯合？其中的微妙之處，你細品。
到這里，我們已經可以明確，蜀漢后期的頂層結構，基本上被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以黃皓為首的宦官派。他們利用垂拱而治的皇帝劉禪的信任，形成一股隱形力量，制約著蜀漢的最高決策。
而劉禪之所以信任他們，似乎也有一種利用他們來防止大權完全旁落的心理。正是這一點，是黃皓們得以立足的關鍵點。
第二派是，以姜維為首的漢中軍政大佬們。實際上，姜維并不愿意單獨成派，但對黃皓的「宣戰」失敗，導致他事實上成為一派。
這一派的主要資源是手中的北伐軍，還有大部分諸葛亮時期留下的軍界大佬。雖然在政/局上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但蜀漢北部的軍事壓力決定了他們的重要性。
第三派才是蜀漢政/局的主角，以諸葛瞻、董厥、樊建為首的執政派。他們本是蜀漢實際上的執政者，應該成為蜀漢軍政舞台上的絕對領導者，掌控一切。
然而現實是，因為他們的威望不足，姜維們并不聽命；又由于皇帝劉禪的信任，黃皓們屢在人事任用、軍政決策上干擾他們的決策。 因此他們像小媳婦一樣，過的非常憋屈。
這三派相互不服從，誰也沒有絕對的力量壓制其他兩派，雖然沒有分裂，但無疑蜀漢上層已經是軍政離心。
而蜀漢晚期政/局的微妙之處，還不僅僅在于此。
細心的小伙伴們如果去查一下陳祗、樊建、董厥的履歷就會發現，他們的出身和蔣琬費祎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幾乎都在荊州北部的諸郡縣。無獨有偶，諸葛瞻之父諸葛亮也是荊州人。
雖然荊州派是否存在一直一個難以確鑿的話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
這些出生荊州的執政們，還有諸葛亮直接提拔的姜維們，一直執著于諸葛亮制定的北伐擴張方略。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方略遭到了蜀漢本地豪強們越來越強烈的反對，譙周的《仇國論》得以流傳就是最好的證據。更嚴重的是，甚至于蜀漢的功二代、姜維手下的將領們也有很多人持有這種觀點。
軍政上層堅持北伐，而中層和底層則厭倦了頻繁用兵。這是蜀漢的上下離心。
軍政離心、上下離心，這就是蜀漢晚期的政/局。
而諸葛瞻們心中的理想，是一個沒有離心的朝堂，軍政集權的蜀漢政/權。那麼，政由誰出呢？
當然是政由尚書台而出，對內除去宦官的掣肘；同時掌握軍權，對外剝奪姜維等人的軍權。簡而言之，向蜀漢四相時期一樣，由諸葛瞻們總領軍政，外統諸軍，內清朝堂。
真的是這樣嗎？有一個例子可以佐證。
260年，諸葛瞻剛剛坐上錄尚書事的位置。2年后，姜維北伐敗歸，諸葛瞻等人上書，說姜維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請求削去姜維等人的兵權。
削去姜維的兵權，那麼兵權歸于誰？自然歸于尚書台。而有意思的是，錄尚書事中，諸葛瞻是唯一的武官。
而諸葛瞻臨死前曾說，「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這句話中，隱含著諸葛瞻們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的遺憾。在他們的眼中，內有黃皓弄權、外有姜維難以約束，同為蜀漢的內部隱患，而如他父親諸葛亮時期的蜀漢軍政一統，沒能在他的手中再次實現，是他畢生的遺憾。
我們不能說諸葛瞻們、姜維們誰對誰錯，但蜀漢四相走後，晚期的蜀漢政/局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樣風平浪靜，而是暗流涌動。
值得懷念的蜀漢四相
只不過由于內外形勢復雜，大家都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并沒有太多的拿到明面上來進行斗爭，所以這些都不為人所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