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三國演義》里，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安居平五路」的故事。講的是在蜀漢先主劉備走后，曹魏趁蜀漢新君即位、內政不穩之時，發動五路兵馬進攻蜀漢，但被漢相諸葛亮巧妙地一一化解。讀罷這個故事，讓人們不得不佩服于孔明的神機妙算，竟在彈指之間消除了蜀漢君位更迭后面臨的巨大危機。

而在真實的歷史中，「安居平五路」雖然未曾真正發生，但在那個時間節點，蜀漢的內憂外患卻遠比小說里描寫的還要嚴峻，簡直可以說到了命懸一線的地步。不過，和小說相仿佛的是，正是有諸葛亮力挽狂瀾，蜀漢最終穩定了局面，開啟了嶄新的后主時代，也由此讓三國鼎立的局面多延續了40年。

那麼，在危機四伏的巨大壓力下，孔明到底是如何令蜀漢轉危為安的呢？

內憂+外患，后主接過的「爛攤子」

用「爛攤子」來形容后主劉禪從其父手中接過的這個江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早在劉備尚未辭世時，蜀漢境內的叛亂已成星火燎原之勢。章武二年（222年）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聽聞先主病危，即據郡反叛，次年三月迫近成都。 很快，益州南部越㒞、牂牁、益州（建寧）三郡相繼叛亂，整個益南只有永昌郡還在苦苦支撐。不僅如此，盤踞益州的雍闿連通東吳，孫權署其為永昌太守，并將原益州牧劉璋之子劉闡置于東吳與蜀漢的交界處，以其為益州牧，意在利用劉璋父子在蜀中的舊有影響力擴大蜀漢的反叛力量。故而等到劉備甫一去世，「南中諸郡，并皆叛亂」（《三國志•蜀書•呂凱傳》），形勢幾近不可收拾。

除去這些公開的叛亂，先主創業僅僅兩年便撒手人寰，更是引發了整個蜀地人民對蜀漢這個新政/權嚴重的信任危機。之前，周舒、杜瓊等巴蜀士人早就有將讖語「代漢者，當涂高也」解釋為取代漢朝的將是曹魏，「鄉黨學者私傳其語」（《蜀書•周群傳》），其在蜀漢民間已有一定的輿論基礎。

劉備病重的消息傳來，更有人公開宣傳「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寅卯之間當失之」（《蜀書•周群傳》）。由于劉備兵敗夷陵乃是壬寅年，而劉備之4便在癸卯年，所以廣大蜀民紛紛對蜀漢的前景感到堪憂。

曹魏則趁機開展了空前強大的輿論攻勢，「陳天命人事，欲使（蜀漢）舉國成藩」

高舉大旗，重新喚起蜀民對蜀漢的認同

章武三年（223年）五月，劉禪即位，從此「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蜀書•諸葛亮傳》）。孔明主政后，大膽改變新君來年改元的常規，不逾年即改元，改當年章武三年為建興元年，旗幟鮮明地表示蜀漢將秉承光武帝「建武中興」之偉業，重建大家對復興漢室的信心，增進百姓對漢家天下的認同。

隨即，針對曹魏的輿論攻勢，孔明作《正議》一篇，批判那些建議蜀漢稱藩的魏臣如華歆、王朗等人的言論乃「蘇（秦）、張（儀）詭辯之說」，同時例舉劉邦弱而破項羽、劉秀弱而滅王莽，證明「王者之興，在德不在力」，從高帝（劉邦）、光武帝（劉秀）再到昭烈帝（劉備），三者一脈相承，蜀漢是「據正道而臨有罪」，以此重新拾起劉備稱帝時高舉的「討曹滅賊」的大旗，在蜀地引發強烈反響，如此有效對沖掉了「劉氏祚盡矣」 等負面輿論的影響，贏得了廣大臣民的政/治認同。

此外，孔明竭力爭取巴蜀名士對漢室的支持。

例如杜微，在劉備取蜀后，此君「常稱聾，閉門不出」（《蜀書•杜微傳》）。葛亮主張后，即辟杜微為主簿，杜微堅辭不受，孔明讓人將其抬來赴任。

杜微稱耳聾，孔明用筆對其寫道：「曹丕篡逆，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亮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蜀書•杜微傳》）諸葛亮不惜以書為言，向杜微表達蜀漢之于曹魏，正是「據正道而臨有罪」，故將「以正道滅之」，以使蜀中名士感悟到曹魏的罪惡，從而認可漢室，真是謂用心良苦！

結好東吳，槍口一致對曹魏

孔明穩定局勢的另一大動作，便是恢復往日的孫劉同盟。

孔明改元后，即派鄧芝出使東吳。鄧芝以吳蜀合則兩利、分則兩傷為核心內容，向孫權分析形勢與利害，終使孫權「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恢復孫劉聯盟，一方面大大緩解了蜀漢面臨的外部壓力，使得其能集中有限的軍事資源全力伐魏；另一方面，與吳結盟使得蜀漢境內的叛亂分裂勢力自然而然地失去了來自東吳的支持，其力量、士氣等必然大減。因此，孔明得以踏實地騰出手來，在最短時間內平定了南中叛亂，這確實是一個「一石二鳥」的高招，體現了孔明不一般的政/治智慧。

吳蜀建立同盟，使三國大勢為之一變。蜀漢就此擺脫了勢力最弱且孤立無援的窘境，并可與東吳互為犄角，全力北伐。建興四年（226年），魏帝曹丕卒，孔明引軍屯漢中，隨即開始籌集糧餉，著手北伐。

建興六年（228年）春，孔明一出祁山，五月吳鄱陽太守周舫以詐降吸引魏將曹休上鉤；八月，孫權遣陸遜大破曹休與石亭，孔明亦于當年秋冬出兵攻散關。總的來看，吳蜀同盟確實發揮了互為犄角的重要作用，這對于支撐蜀漢的北伐事業意義極大。

重建益州，彰顯中興大漢的決心與信心

劉備取益州，即自領益州牧。但其稱帝后，益州牧或益州刺史始終未授。這難免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那便是益州就是蜀漢，蜀漢也就是益州一地。因此，孔明在建興二年便恢復益州牧之職并自領之，但州府屬官并不專設，而由相府屬官兼任，等于州府、相府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州府雖設卻不單獨治事，而由相府兼管之，這樣便有效避免了層級過多從而影響行政效率，也避免了廣開衙門帶來的冗官冗費問題。

從此，蜀漢主政者兼領益州牧或益州刺史便成為一種慣例。日后的蔣琬、費祎等均是如此。乍一看，益州建制的恢復并無實際意義，但卻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它表明，益州不能再與蜀漢劃等號，它也有地方官，也只是大漢十三州之一，和其余十二州并無區別。因此，蜀漢偏居在益州僅是一種臨時狀態，那麼下一步為擺脫這種狀態，蜀漢必將北伐中原、討曹滅賊，以收復被其占據的漢家天下。這一看似無足輕重的舉措，卻向全天下彰顯了蜀漢政/權決心恢復大漢的信心，也為凝聚蜀地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在蜀漢新老君主政/權交替、內憂外患空前嚴重、政/權瀕臨覆亡的嚴峻時刻，臨危受命的諸葛亮充分施展才智，通過輿論造勢、外交縱橫與行政建制三項重點工作，并以武力平叛、廣納賢良等手段相輔之，最終迅速完成撥亂反正，將蜀漢從懸崖邊上拉了回來。由此，我們不由得不對這位千古名相感到由衷地欽佩。

雖然蜀漢最終沒能實現中興，但因為孔明的存在，蜀漢不僅堅持了下來，還被后世認為承續了大漢的天命。也正因如此，漢作為政/權的名稱，沒有因蜀漢的消亡而告別歷史，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復活」于五胡至明初的漫長歲月中，并最終超越一姓之局限，成為華夏正統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