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一生只寫了一首詩,曾被編入過小學教材,如今耳熟能詳

「世間爹媽情最真,淚血溶入兒女身……」

1867年,慈禧寫了一首詩,也是她生平寫的第一首詩。這首詩是送給她母親富察氏的,卻沒想到,這首詩的最后一句居然傳播度廣到老少皆知。

到底慈禧為何要難得提筆寫詩?最后一句又是什麼呢?

慈禧母大壽,突遭遇變故

慈禧從小所受的教育就很有限,這不僅因為古代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想法,還有一個原因所在。

多年來,業界一個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慈禧并非滿人,而是漢人。而且她在山西農村長大,是后來被滿人官員葉赫那拉·惠征所收養,才入了籍,最后進宮。

也正是如此,慈禧小時候并沒有很好的文化環境。即使入了惠征家中,也不一定能夠和惠征其他子女一樣,有同等的教育環境。

這就導致慈禧文化水平不高,她也很少如古代其他女性一樣,能夠賦詩寫作。

但她的人生轉折點出現在了1852年。

那年慈禧入宮選秀,也許是受到了同時期秀女的熏陶,她雖才學不高,卻開始努力寫字,甚至因為一手好書法成為了咸豐批奏折的代筆。

但慈禧字雖好,其才華依然泛泛,又因為她在掌權之后,開始耽于享樂,自然不會懂得詩詞歌賦所帶來的精神熏陶。

1867年,慈禧的母親富察氏60歲大壽,按照古人思想,耳順之年的壽宴應該在條件范圍內,辦得有聲有色、大張旗鼓。

再加上慈禧當時已經是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更應不會放過這個鋪張浪費、驕奢淫逸的機會。

可是天有不測風云,恰好此刻有外國使節來到了中國。在別國面前立威,還是為母親擺宴炫耀,慈禧很明顯選擇了前者。

其實,清宮和富察氏的府邸相差并不是很遠。

富察氏居住地為錫拉胡同,而錫拉胡同就在王府井,離清宮的東直門只有幾步之遙,然而即便如此,慈禧也沒去。

替母寫首詩,卻進入教材

于是,慈禧在緊鑼密鼓的準備過程中,寫下了一首詩。

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世間爹媽情最真,淚血溶入兒女身。殫精竭慮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

這首詩的題目叫做《祝母壽詩》(一說《祝父母詩》),送到了富察氏的府邸。

1870年,富察氏溘然長逝,享年63歲。據時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的日記中所寫,富察氏出殯的時候,陪葬的物品之多,多到整個北京城都填滿了;

沿途前去祭棚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吊唁金能夠超千金之多,吊唁之人都是有頭有臉有身份的,甚至有一個李侍郎沒去,還被慈禧呵斥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這首詩曾經加入了小學教材。后來,由于教育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慈禧這種文化程度的詩詞實在是難登大雅之堂。 這首詩本身也不符合七言絕句的格式,所以就從小學課本中剔除了。

但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卻自此開始在中國更廣泛地傳播了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首詩已經不在教科書中,但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卻成為了中國教科書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兩句俗語之一。

這不僅代表了「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傳播度甚廣,已經成為了一句俗語。也表現出了當代父母的困局。

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不僅僅是學校,父母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更為突出。

也正是如此,近年來的父母并不如過去那樣的「放養」狀態,而是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到子女教育上,有著沉重的教養負擔。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父母的辛苦程度也是過去的數倍,「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在當下顯得更為應景。

慈禧和富察氏之間的故事,隨著這句話的傳播,在近年來也成為了許多人熟知的民間故事。

然而知道的人越多,便有越多的人對這件事提出了疑點,加上慈禧本身臭名昭著,更讓這件事的真實性撲朔迷離。

有人提出來,母女關系差

首先是慈禧和富察氏之間的關系。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齡著《慈禧太后私生活實錄》說,慈禧 「對于那些皇族和自己母家這些較近的至戚,都是很切齒地痛恨著的。」

可見,慈禧不管是不是惠征親生的,和母家親戚的關系應該不是太好。而她與惠征夫妻之間的關系,也在裕德齡的另一篇《清宮二年記》記載了。

「有一次謂余曰:‘自余髫齡,生命極苦,爾所知也。以余非雙親所愛,尤覺毫無樂趣。吾妹所欲,親必予之。至于余者,靡不遭訶叱。’」

裕德齡

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從我童年開始,就過得很苦,你也是知道的。因為我不是爸媽喜歡的孩子,更覺得沒什麼樂趣。我妹想要的,父母一定給她;而我想要的,總是會遭到呵斥。

另一個史料《清稗類鈔》也記載了類似的事情: 「孝欽后(慈禧)嘗語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

可以看出,慈禧和惠征夫妻關系也不好。既然富察氏對慈禧不好,那麼慈禧寫出「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的可能性,也變得很小了。

雖然前言曾提,慈禧給富察氏舉辦的喪禮十分隆重。但是這也許并非出于孝心,而是慈禧本性鋪張浪費、想要顯擺的緣故。

除此之外,另一個疑點似乎更能佐證此事的虛假之處。按照大眾所熟知的「可憐天下父母心」的故事背景,其中促使慈禧寫下這句詩的重要原因是:慈禧要接見外國使臣,沒空賀壽。

然而,這件事卻在年份上,出現了差異。

慈禧見外使,年份對不上

按故事時間線來說,富察氏的60大壽是1867年。但是根據清史稿記載,慈禧在實際掌控清朝期間,接見使臣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的年份是1873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

當時,同治皇帝接見了英、法、美、俄等國使臣,并接受了他們遞交的國書。而清史稿中,并未提及慈禧一同接見。

也許清史稿并未詳盡記載完全此事,以慈禧當時的地位,仍舊有很大可能一同前往的。但是,這次同治皇帝接見外使的意義并不是那麼簡單。

當時同治皇帝18歲,到了親政的年紀,這也是慈禧短暫的讓權時期。這次接見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為了證明同治皇帝親政后的政治地位,儀式感大于實質性。

如果慈禧太后陪同前去,從意義上和傳統思維上,都是一種對皇權的挑戰。雖然慈禧對朝政有所控制,但是不會在這種代表同治帝地位的事情上太過干涉。

另一個佐證慈禧沒有參與1873年的接見一事的,是當時接見的地方在宮外的瀛台。換言之,慈禧要接見使臣,必須出宮,這算是行程上的大事了,清史稿不可能沒有記載。

也就是說,無論從史料方面,還是從事實邏輯分析,慈禧都未曾參與這次接見。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她接見了,此刻富察氏也已經去世3年了,遑論替她祝壽寫詩。

而慈禧最早可考的接見使臣的時間點,要大大地往后推30年,也就是1902年(光緒二十七年)。當時,慈禧接見了美國使臣,談及了博覽會的相關事宜。

這時候,距離富察氏作古也已經過去了三十二年。 也就是說,因為接見外使一事而導致無法給母親祝壽一事,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那麼,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導致慈禧無法為母賀壽。比如,其他政事羈絆了慈禧。其實,這種情況下也并非不成立。

但在清廷內部,其實一直以來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那就是這些皇親國戚的所謂「墨寶」,大多數是有代筆的。

代寫非罕見,歷史霧中尋

關于代筆一事,在乾隆年間有個非常知名的故事。乾隆一生愛寫詩,留存現世的有4萬多首,但其中絕大多數其實都是代筆,即使是他親筆寫的,也有一部分經過大臣們加工的。

這其中就有個大學士沈德潛,是代筆的諸人當中「作品」最突出的。

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想將沈德潛寫的詩整理成冊,可是這其中也包括了他替乾隆代筆的詩。

這件事讓乾隆知道了,他非常憤怒,于是把沈德潛的尸體挖出來鞭尸,還抄了他們的家,這件代筆的事情,才曝光了出來。

乾隆這種集全國頂尖教育資源于一身的人,都逃不過代筆的命運。遑論慈禧這種沒有怎麼接受過教育的人。

事實上,慈禧也確實找過代筆。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舊存的、及各大中型拍賣會上改了慈禧璽印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品都是為了做賞賜之用。

而且慈禧的作質量量兩極分化很明顯。以慈禧好大喜功、時刻注意樹立自我形象的個性,自然不會讓比她畫技差的人代筆,所以藝術水平高的畫作就是慈禧的代筆之作。

從這方面統計,慈禧的代筆次數十分高。而且她的書法并不若一些傳記里所寫的那樣娟秀,甚至可以說是孱弱稚嫩。

而慈禧的代筆人,在《清宮遺聞》卷一轉錄《寒松閣談藝瑣錄》中有所記載:

「時(繆)素筠隨夫宦蜀,夫死子幼,甚苦,歸滇。工花鳥、能彈琴、小楷亦楚楚頗合格。四川督撫乃驛送之京師,慈禧召試,大喜,置諸左右,朝夕不離。」

除了繆素筠之外,還有王韶、阮玉芬、屈兆麟等人,都是慈禧的代筆,均有一定的資料進行佐證。

左慈禧原筆,右代筆

以此為基礎上,便可以討論兩個問題:

一是,慈禧在寫個「壽」字都需要有代筆的情況下,會在明知道自己文化基礎不高的情況下,不找代筆給自己潤色嗎?

二是,慈禧本人如此在意自己的形象,她可以忍受自己寫的詩,在未經潤色的情況下,以不符合七言絕句的格式流傳出去嗎?

如果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話,「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是慈禧所寫的可能性,又大大減少了。

慈禧書法

至于慈禧到底有沒有寫過這句話,由于沒有確鑿的史料記載,大概也就和她的身世一樣撲朔迷離,會成為永久值得探討的話題。

坊間廣泛流傳的「慈禧所寫的唯一的詩成為耳熟能詳的諺語」一事,傳播度甚廣,甚至一些官方媒體也認為此事屬實。

而通過詳細地挖掘史料,會發現富察氏對慈禧并不好,很少給慈禧母愛;同時,慈禧并沒有在1867年有接見重要外使的史料。

更重要的是,以慈禧愛代筆、且好大喜功的個性來看,這首《祝母壽詩》若真是以慈禧名義傳世,必然會潤色得更加好看,一如她往日的代筆風格一般。

綜上所述,此事是否屬實,仍然存在迷霧之中,等待著史學家找到更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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