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九如巷的張家四小姐稱被為中國「最后的閨秀」，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個個風華絕代，嫁與才子名流。
不同于同時期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后期分崩離析的結局，張家四姊妹一生中相互扶持，都安穩活到了九十歲以上。
張允和便是其中的二姐，她在安逸富足的環境中成長，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6歲開始讀《紅樓夢》，12歲熟讀唐詩宋詞，人稱「白發才女」。
張允和
才女倒是不假，為什麼會有個「白發」呢？
原來，張允和從小體弱多病，是四姐妹中最瘦小的那個，「白發」是用來形容她的身嬌體弱的。
她這一生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曾經有兩位權威的醫生給她判處「死刑」，因為嚴重的心臟病，醫生便說她可能活不過50歲。
那是1959年，當時的她已經年近50了，換言之，她隨時都可能因病離世。
命運又一次給張允和出了難題，這一次，她也依舊選擇了迎難而上。
張允和的體弱多病似乎是從出生就注定的。
1909年，還未足月的張允和在盛夏的酷暑中來到人世。
出生的時候，她不足四斤，她的家人也沒有聽到她發出一絲聲音，一度以為這是個死嬰。
只有老祖母不肯放棄，讓人用「噴煙」的土方法試著救她。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他們用盡了各種辦法還是沒能把她救回來。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幾近放棄的時候，小小的張允和終于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啼哭，向這個生機勃發的世界展現著她渺小的生命力。
或許是出生時沒哭夠，小時候的張允和是個愛哭鬼。
有時候天色未明就能聽見她的哭聲，一開始哭就沒完沒了，怎麼哄都哄不好。
體弱、愛哭，這樣的特質很難讓人不把她與林黛玉的形象聯系起來。
有人跟她說，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
只有張允和不喜歡這樣的類比，在她看來，林黛玉是癆病鬼、小心眼。
小時候的張允和不喜歡看才子佳人的愛恨情仇，反而對叱詫風云的英雄故事愛不釋手。
她對歷史非常感興趣，敬仰關公、項羽這樣的豪客。
在讀了關于楚漢戰爭的歷史后，她評價說：「討厭漢高祖，喜歡項羽，有氣派」。
她瘦小的身體里，有一個與外表截然不同的俠義靈魂，不少朋友都受過她的幫助。
曾經張允和的一個朋友因未婚先孕與家里鬧翻，一時走投無路，陷入困境，最終還是決定忍痛將胎兒打掉。
張允和得知后，擔心這會危害到她的健康，極力反對，并將她安置在自己家中，陪她渡過了這個難關。
這種性格的養成離不開她的成長環境。
張家家底豐厚，是當地的名門望族。
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曾是清時的兩廣總督和代理直隸總督，手握大權，幾十年來也積累了不少財富。
張樹聲
許是有了足夠的金錢，到張允和父親張武齡這一代，他們開始追求思想上的解放。
張武齡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曾變賣家產創辦樂益女中，幾十年勤耕不輟，推動了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
張武齡
張武齡也非常注重對自己子女的培養。
張家在合肥的時候，他覺得這個地方太小，可能限制孩子的眼界，就舉家遷到了上海。
但當時的上海不乏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他擔心孩子們會走歪路，就又南下搬到了蘇州。
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張家四姐妹氣質過人、落落大方，後來皆在各自的領域有所建樹。
葉圣陶曾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後來，張允和的確早早與丈夫周有光相知相戀，相濡以沫70余年，但在這幾十年里，兩人的日子里也不乏各種風雨。
16歲那年，張允和去周家找同學周子俊玩，由此結識了周子俊的哥哥周有光。
那時的張允和明艷而耀眼，有人這樣形容她，「年輕時她的美，怎麼想象也不會過分」。
一來二去，周有光心里悄悄生了對張允和的欽慕，後來兩人都考到上海讀書，單獨接觸的時間越來越長，感情也逐漸升溫。
年少時的感情總是簡單而純粹，他們相戀、結婚，一切仿佛都水到渠成。
只是周有光心中始終有個顧慮，結婚前的一天，張允和收到了周有光的一封信，說自己很窮，可能給不了她幸福。
張允和思想一向開放獨立，從不覺得他們婚后的生活要靠周有光一人支撐。
她給周有光回了一封足足10頁的信，所表達的意思只有一個，他們的幸福生活要由他們一起努力，共同創造。
這個心結解開了，結婚的事依舊沒有那麼順利。
當時的人結婚前都要找八字先生算個八字，看二人是否適合相伴一生。
張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早已不在乎這些神乎其神的東西了，但張家一位從小看著張允和長大的老仆人不放心，還是找人幫他們合了一下八字。
不合不要緊，這一合把她嚇了一跳。
八字先生算完后，認為兩人八字不合，結婚的日期也選得不好，4月30日正處月末，是個「盡頭日子」，不吉利。
如果他們非要結婚，那二人都活不過35歲。
張允和似乎又一次被判了死刑。
老仆人趕忙去找了張允和，向她說了這個消息，但張允和并不在意，她只是笑了笑，說：「我認為舊的完結意味著新的開始」，毅然決定在原定的4月30日結婚。
當然，八字先生的預言并沒有應驗，兩人不僅安穩活過了35歲，還一路相伴了70余年。
至此，張允和的人生似乎都一帆風順，幾乎沒經歷什麼挫折。
但上天并沒有一直對她如此優待，這顆長在溫室里的花朵終究是要離開象牙塔，後來的張允和除了自身有諸多病痛外，還歷經了不少生離死別。
結婚一周年那天，張允和誕下了第一個孩子周曉平，后又生下了女兒周小禾，日子雖然清貧，但二人相互扶持，倒也過得十分安穩幸福。
突如其來的侵華戰爭殘忍地為這份安穩畫上了句號。
1937年，因為戰事連連，她不得不帶著年幼的兩個孩子輾轉逃到四川。
那時周有關工作非常繁忙，經常要在外地居住，不能陪在張允和身邊，兩個幼小的孩子和年邁的婆婆都靠她一個人照顧。
偏偏這時候女兒周小禾出了事，高燒不退。
戰時資源緊缺，她四下找不到藥物，也無處尋醫。
張允和找到醫生已經是三天以后的事了，醫生為周小禾瞧了病，說這是得了盲腸炎。
病情的發展等不了這三天，周小禾最終沒能熬過去，在張允和的照顧下堅持了兩個月后，還是離開了人世。
那時周有光依然在外地，沒見到女兒的最后一面，也沒能陪在張允和身邊。
女兒走了，兒子周曉平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但不曾想，兩年后，周曉平也出事了。
在張允和帶著兒子搬回成都后，周曉平不幸被流彈打中，腸子穿了六個孔，幸虧這次張允和帶著孩子及時就醫，接受手術治療，周曉平才得以保住性命。
張允和一直留著打中周曉平的那顆子彈，珍藏了半個世紀之久，後來交給自己的孫女作為紀念。
磨難還未停止。
僅在張允和居于四川的那四五年里，她先后經歷了父親去世，有人趁火打劫，保姆病死等事，還有人把他們一行人迷暈后，再入室盜竊。
就連她自己也未能幸免，醫生說她得了癌癥，為了治療，她動了一場大手術。
1945年，張允和一家終于盼來了戰爭的結束，過上了較為安穩的生活。
可是，生活的穩定，并不能徹底改善張允和虛弱的身體，她的頑疾，并未在當時得到根治。
「命運為了鍛煉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張允和曾這樣說。
她的身體一直不好，早在1944年就被診斷出患有心臟病。
1959年就診時，病情已非常嚴重，為她看病的兩位權威的醫生都認為她的病情不太樂觀，說她可能活不過50歲。
張允和1909年出生，50歲生日近在咫尺，她離最后的期限似乎已經不遠了。
但張允和并不服輸，回家后，她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三不原則：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周有光也非常有趣，為了配合妻子，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
一個「三不」，一個「三自」，文字表達雖然不一樣，但它們的精神內核出奇的一致，都透露出一種樂觀通達的處世態度和對生活的誠摯與熱愛。
本著這樣的原則和政策生活，張允和竟順利地跨過了50歲的大門，再一次讓關于死期的預言落了空。
不僅如此，她還多活了43歲，甚至那兩位醫生都先后離世，張允和還依然好好地活著，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享受著自己晚年的安逸生活。
張允和生于亂世，長于亂世，一生歷經諸多艱險挫折，但風風雨雨幾十年，她眼中的世界依然生動豐盈，有情有義。
張允和曾寫下「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這樣的詩句贈與他人，這句話又何嘗不是她自己愛情最真實的寫照。
轉眼幾十年過去，當初年輕的新婚夫婦臉上添了歲月的痕跡，感情卻愈發深厚，二人樂觀幽默的性格也為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張允和有個口頭禪，是「好極了」、「得意極了」，這樣的豁達樂觀讓四妹張充和非常敬佩。
周有光也同樣樂觀詼諧。
91歲時，有人問起周有光的年齡，只聽他回答：「11歲」。
客人不解，看到這一幕的張允和趕緊解釋，原來周有光認為80歲是一個年齡的盡數，此后的日子就是活一天賺一天了，要從80歲重新算起。
她又自我介紹道：「我呢，是二八年華，88」。
晚年的張允和和周有光并沒有閑著，各自做起了自己喜歡的事。
平時兩人在家就時常相對而坐，周有光寫文章，做自己的語言研究，張允和則批閱書刊、剪報，忙個不停。
等到周有光打字久了，要活絡一下筋骨，張允和就扮作書童，為他泡茶、按摩，日子平淡而充實。
張允和一生喜愛昆曲，經常去戲院聽昆曲，還拉著周有光一起去欣賞，自己平日里也會哼上兩句，晚年的她就研究起了昆曲，還開了一個昆曲研習社，拉一眾親友來捧場。
另外，她還將世界各地的張家親戚拉攏起來，復刊家庭雜志《水》，與家人一起，將落在歲月中的那些張家往事一件件拾撿起來。
為了提高寫作的效率，86歲的張允和學起了電腦，周有光便是她的專屬老師。
每當遇到問題時，只要張允和跺跺腳、撒下嬌，慢悠悠地喊聲周有光的名字，他便會放下手中的事，從書房起身出來耐心地教她。
有一次張允和想給大姐張元和寫信，開頭「親愛的大姐」中的「愛」字卻無論如何都打不出來，她有點著急，對周有光說：「周有光，這個‘愛’打大不了，我愛不了了怎麼辦啊」。
就這樣，時隔58年雜志《水》復刊了，張允和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小的雜志」的「最老的主編」。
或許是因為沐浴著愛長大，又經歷過無數坎坷，張允和的文字也像水一樣溫柔細膩，優雅之余不乏幽默。
隨著《水》的不斷更新，張允和筆下張家這個大家族百余年來的風雨變遷逐漸浮現，她記錄一些家族大事，也追憶一些童年趣事，寫別人的故事，也寫自己的故事。
她在《水》上刊載的文章《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沈從文和三妹張兆和相戀的種種細節，溫暖而動人。
她還寫一些自己和周有光周游世界的游記，把自己所剩不多的幾張照片插進去，嘖嘖惋惜自己最美麗的照片都丟了。
現在來看這些文字，它們的意義早已超脫于簡單的故事和情感之外了，在很多人眼中，它們是記錄那個時代的珍貴史料。
2002年盛夏的一次晚飯后，張允和突然倒下。
她著一襲紫衣，頭髮和平常一樣盤得優雅，只是眼睛緊閉，像是睡著了，只是再也沒能醒來。
這一年，她93歲。
張允和在安逸富足的環境下成長，又在動蕩波折中逐漸成熟，她身材嬌小，內心卻異常堅毅，受盡了磨難和委屈，對世界和生活的熱愛卻從來不滅。
從出生起，她數次被命運判處死刑，但從未放棄，只把它們當作上天出的難題，一次次打破所謂死期的預言。
這或許不是運氣，也不單單要歸功于「三不原則」，她對生活發自內心的熱愛，遇到困難時樂觀通達的態度才是真正的救命良藥。
張允和真的做到了「我以生命為歌，奏出華美樂章」。
她的一生，經歷了喪女的苦楚，遭受了生活的磋磨，但依舊保持最真最美的自我，以最絢爛的姿態，活出最美好的自己，用心生活，真情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