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諸葛亮時代:為何費祎走后,蜀漢再無名相?因為世間再無諸葛

公元253年歲首,蜀漢朝廷正在舉行一場大型的新年宴會。

酒過三巡,主持宴會的費祎有些微醺,大家也都沉醉在一片歡樂祥和之中,絲毫沒有人注意到,有一位官員正面露兇光,朝著費祎走去。

隨著一聲悶響,蜀漢的官員們發現,費祎已經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數日后,費祎傷重不治而去。

此時,費祎的職務是大將軍、錄尚書事,蜀漢的實際執政者。而費祎之去,成為蜀漢政局僅次于劉備之去的一個巨大分水嶺。

01 從諸葛亮到費祎

費祎,蜀漢四相中最后一個逝世的執政者。

但比起同為蜀漢四相的諸葛亮留下的巨大光環,蔣琬、費祎等人的炳燭之光顯然難以爭輝。

那麼,為何不是諸葛亮之4成為蜀漢政局變化的分水嶺,而是費祎之4呢?

這就必須要說到,蜀漢的政/治制度。

220年-222年,魏蜀吳三國相繼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架構。為了表示自己是大漢帝國的正統繼承人,蜀漢政/權幾乎完全延續了東漢的政/治制度。

而隨著劉備逝世、皇帝劉禪暗弱,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之尊,強化了東漢以來的台閣制度。至此,一個士大夫心中理想的制度模型,基本建設成型。

這套政/治與兩漢以來的大將軍執政有著很相似的地方:皇帝雖高高在上,但基本上屬于垂拱而治;而錄尚書事開府執政,總攬軍政要務,才是蜀漢政/權真正的當家人。

由于劉禪一直都不具備掌控蜀漢政/權的能力,也或許是這套政體限制了劉禪的權力,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祎,這套類似于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一直在蜀漢政/權中得以延續。

那麼,為什麼他們能夠穩定地掌握蜀漢的政/權呢?因為諸葛亮、蔣琬、費祎,都屬于同一個階層,以儒學為根基的世家大族,或者叫士大夫階層。

熟悉歷史的都知道,這個階層從東漢以來一直就掌控著華夏社會的發言權,連皇帝都奈何不得。

換句話說,從諸葛亮到費祎,蜀漢政/權延續了東漢以來的士大夫執政模式。

經過數百年的證明,這套模式穩定性還是比較好的,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能很好的限制皇帝的權力,而讓士大夫們施展抱負。

然而,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制度,這套模式有一個致命缺陷-官宦干政。

而之所以是費祎之4,而不是別的什麼事件,成為蜀漢政局的分水嶺,正是因為,點燃士大夫執政模式這個缺陷的,正是費祎。

02悄然崛起的內宮

士大夫執政模式的缺點,作為過來人的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

因此,在諸葛亮決心以北伐作為畢生任務的時候,在成都做了這樣的安排:以董允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掌宮廷宿衛親兵;以向寵為中領軍,掌都城成都的禁衛軍。

而董允、向寵,都是遷入蜀中的士大夫二代翹楚,因此,這一手明顯是為了防止劉禪不明導致大權旁落,確保士大夫執政模式的穩定性。

事實也的確不出諸葛亮等人所料。劉禪漸漸長大,雖然不似漢和帝般剛強,卻也有著同齡人的叛逆。

對于董允們的循循善誘、正色勸諫,每每下不來台的劉禪表示十分厭煩,卻由于士大夫執政的穩定性,手中無權的劉禪只能望洋興嘆。

這套權力結構中,皇帝要想奪回權力,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宦官,劉禪也不例外。于是,一個叫做黃皓的宦官,漸漸走進了劉禪的視野。

然而,董允向寵等人很好地完成了諸葛亮交給他們的任何-遏制黃皓權力的擴張。

董允去世前,黃皓都只做到黃門丞,難以有所作為(皓畏允,不敢有為。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在我們的印象中,士大夫和宦官一直都是正義和奸佞的代名詞,董允和黃皓也是一樣。

但事實上,政/治斗爭中,沒有一方是完全正義的,也沒有一方是純粹的奸佞。

在士大夫心中,宦官是奸佞的代表。但在劉禪以及東漢歷代幼帝心中,過分限制君權的士大夫們是欺負孤兒寡母的權臣乃至跋扈的叛臣,而黃皓等宦官,卻是幫助自己取得君權的好幫手。

因此,董允能限制黃皓,士大夫卻不能徹底鏟除宦官勢力。董允即使除掉了黃皓,劉禪還會選出另一個宦官作為自己恢復君權的幫手。

246年,侍中、尚書令董允病逝,呂乂繼任為尚書令,而陳祗繼任為侍中。然而,與董允不同,陳祗卻與黃皓「互相表里」,讓黃皓得以開始干預朝政。

陳祗,汝南人,許婧的侄外孫,是根正苗紅的士大夫出身。

那麼,作為士大夫三代的杰出代表,他為什麼不像董允一樣,與執政當權的士大夫保持統一戰線,卻與士大夫們不齒的宦官勢力合作呢?

這或許正是因為,陳祗的出身。許靖因為政/治站隊問題為劉備不屑,只因其是中原士大夫的杰出代表而被啟用,是蜀漢用來裝點門面的人物。

因此,陳祗與董允、費祎等人早在諸葛亮時代就受到執政者青眼有加,不太需要看其他人的臉色不同,他要想出頭,必須得看盡各方臉色,學會八面玲瓏。

于是,本著技多不壓身的原則,陳祗將自己的能力和情商發揮到了極致。在蜀漢二代韌帶凋敝的費祎時代,陳祗終于得到了青睞和重用,繼董允出任侍中。

換句話說,董允選擇強勢,是整個蜀漢執政士大夫們的共識;而陳祗選擇合作,是因為他必須得到包括皇帝、執政大臣、宦官等各方的支持。

而不知是沒有發現這一點,還是因為來自皇帝的壓力,251年,費祎提拔陳祗繼任尚書令,正式成為蜀漢朝廷上的三號人物。

而費祎走后,陳祗更是憑借皇帝劉禪的信任和寵愛,成為實際上的蜀漢執政者。

隨著陳祗地位的水漲船高,皇帝劉禪的代言人,黃皓為首的宦官勢力,也已經悄然崛起于內宮,與陳祗的權勢不相上下。

因此,隨著費祎之4,蜀漢的士大夫政/治時代,正式結束了。

03 九伐中原

然而,費祎之4背后藏著的秘密,或許還遠不止于此。

回到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行刺費祎的是一個叫做郭循的人。

而這個郭循,數年前還是魏將。250年,姜維北伐,俘降了郭循。而入蜀數年間,郭循就做到了左將軍的高位,這才得以有機會參加這次宴會,并成功刺沙了費祎。

但如果僅僅如此,郭循的刺沙或許是別的什麼機緣,但結合以下的事實,這件事或許就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了。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說到,姜維則是諸葛亮北伐國策的堅定繼承者,而費祎是北伐國策的反對者,因此,費祎屢屢掣肘姜維的北伐行動。

姜維在成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之后,先后進行了大約9次北伐曹魏的軍事行動,史稱九伐中原。

而這其中,有5次,也是規模較大的5次,都發生在費祎走后的陳祗時代。

換句話說,費祎之4的受益者,并不單單是陳祗和黃皓,還有姜維。

更有意思的是,繼任執政的陳祗,也是姜維北伐的堅定支持者。

257年,蜀漢本土勢力代表,譙周上書劉禪,姜維幾乎年年北伐,國力虛耗,國貧民弱,應該中止。

而陳祗表示反對,并在朝堂上與譙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并成功壓制了北伐的反對之聲。就在當年,姜維又率領大軍在芒水與魏軍對峙了近一年的時間。

此時的姜維,身居大將軍、錄尚書事的高位,是名義上蜀漢唯一執政,又在曾深得諸葛亮賞識,諸葛亮走后統軍多年。

因此,費祎走后,姜維的威望在蜀漢幾乎是無人可比。

而陳祗作為尚書令,姜維名義上的副手,對姜維的支持或許也是其八面玲瓏的一種表現而已,并不能說明什麼。

當然,我們無法證明,費祎之死究竟是不是陳祗和姜維策劃的一場陰謀,但陳祗與黃皓的交情、劉禪的成長、費祎對姜維的掣肘、陳祗對姜維的堅定支持,至少說明,這件事并不像我們看見的那麼簡單。

而費祎走后,蜀漢政局風起云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04 世間再無諸葛亮

事實上,陳祗時代的蜀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麼糟糕,反而有些像諸葛亮時代的翻版。

首先,大將軍、錄尚書事姜維總領蜀漢軍事,常年屯駐漢中,在費祎去世的當年就發動了大規模的北伐行動。

此后,姜維更是幾乎年年北伐,出兵規模也大多上升至數萬人,也有洮西之戰、遷三縣之民這樣的捷報出現在劉禪的辦公桌上。

其次,朝中尚書令陳祗處理朝中政務。面對朝中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音,陳祗卻對北伐表示了堅定的支持,要人有人要糧有糧。

仿佛一夜之間,蜀漢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北伐曹魏、克復中原的激蕩歲月。

當然,實際情況并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麼樂觀。

首先,黃皓權勢日重,陳祗雖是與之合作,深得劉禪信任,但靠皇帝和宦官上位的陳祗,顯然難以抗衡宦官勢力的侵蝕。

當然,剛剛提到政/治斗爭并沒有哪一方是白雪公主,但衡量正義與奸佞的標準是,究竟誰為國謀強,為民謀富?

從這一點來看,劉禪信任的黃皓和陳祗,不管是能力還是品格,顯然比不上之前的諸葛亮、蔣琬、費祎。

其次,失去了執政地位的士大夫正在逐漸分化,諸葛亮時代的君臣一心、軍民團結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

費祎是最后一個能夠相對團結皇帝、士大夫、蜀漢本土勢力、蜀漢民眾的執政者,陳祗的出身和上位方式決定了他不可能得到士大夫的全力擁戴。

而繼承士大夫們地位的二代們,又沒有經歷過那段爭鋒中原的金戈鐵馬時代,難以理解和認同蜀漢以弱扛強,為何還要傾國北伐,以致于久戰無功而國庫空虛。因此朝中和軍中,反對北伐的聲音都越來越大。

同時,沒有了諸葛亮時代的嚴刑峻法,蜀漢國內經濟日漸凋敝,民生堪憂,難以供養北伐所需的人員和物資消耗,長期接觸底層民眾的蜀漢本土派勢力,意識到北伐對于國民經濟的傷害,也要求停止北伐,休養生息。

然而,作為蜀漢的執政者,陳祗和姜維,沒有有力的措施解決好這些問題,就開始了執著的北伐,這更加重了蜀漢國內士大夫之間、朝廷與百姓間的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費祎走后,蜀漢再無名相。

子彧說

對于蜀漢來說,諸葛亮時代是唯一的。

這不僅僅是諸葛亮的個人能力和才華,而是時代和諸葛亮共同的最佳選擇。

國內的士大夫大多來自中原,他們共同提供了北伐的動力;而諸葛亮嚴法治蜀、國民經濟運行良好,為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讓大家的北伐理想有了現實的支撐。

諸葛亮走后,蔣琬費祎繼承了蜀漢的現實,而姜維繼承了北伐的理想,但卻再也沒有人能夠把北伐的理想和蜀漢的現實牢牢地結合在一起。

世間再無諸葛丞相。

而在大家對諸葛亮的懷念中,在姜維的九伐中原和反對聲中,蜀漢政局逐漸滑向了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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