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歲首，蜀漢朝廷正在舉行一場大型的新年宴會。
酒過三巡，主持宴會的費祎有些微醺，大家也都沉醉在一片歡樂祥和之中，絲毫沒有人注意到，有一位官員正面露兇光，朝著費祎走去。
隨著一聲悶響，蜀漢的官員們發現，費祎已經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數日后，費祎傷重不治而去。
此時，費祎的職務是大將軍、錄尚書事，蜀漢的實際執政者。而費祎之去，成為蜀漢政局僅次于劉備之去的一個巨大分水嶺。
費祎，蜀漢四相中最后一個逝世的執政者。
但比起同為蜀漢四相的諸葛亮留下的巨大光環，蔣琬、費祎等人的炳燭之光顯然難以爭輝。
那麼，為何不是諸葛亮之4成為蜀漢政局變化的分水嶺，而是費祎之4呢？
這就必須要說到，蜀漢的政/治制度。
220年-222年，魏蜀吳三國相繼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架構。為了表示自己是大漢帝國的正統繼承人，蜀漢政/權幾乎完全延續了東漢的政/治制度。
而隨著劉備逝世、皇帝劉禪暗弱，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之尊，強化了東漢以來的台閣制度。 至此，一個士大夫心中理想的制度模型，基本建設成型。
這套政/治與兩漢以來的大將軍執政有著很相似的地方：皇帝雖高高在上，但基本上屬于垂拱而治；而錄尚書事開府執政，總攬軍政要務，才是蜀漢政/權真正的當家人。
由于劉禪一直都不具備掌控蜀漢政/權的能力，也或許是這套政體限制了劉禪的權力，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祎，這套類似于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一直在蜀漢政/權中得以延續。
那麼，為什麼他們能夠穩定地掌握蜀漢的政/權呢？因為諸葛亮、蔣琬、費祎，都屬于同一個階層，以儒學為根基的世家大族，或者叫士大夫階層。
熟悉歷史的都知道，這個階層從東漢以來一直就掌控著華夏社會的發言權，連皇帝都奈何不得。
換句話說，從諸葛亮到費祎，蜀漢政/權延續了東漢以來的士大夫執政模式。
經過數百年的證明，這套模式穩定性還是比較好的，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能很好的限制皇帝的權力，而讓士大夫們施展抱負。
然而，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制度，這套模式有一個致命缺陷-官宦干政。
而之所以是費祎之4，而不是別的什麼事件，成為蜀漢政局的分水嶺，正是因為，點燃士大夫執政模式這個缺陷的，正是費祎。
士大夫執政模式的缺點，作為過來人的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
因此，在諸葛亮決心以北伐作為畢生任務的時候，在成都做了這樣的安排：以董允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掌宮廷宿衛親兵；以向寵為中領軍，掌都城成都的禁衛軍。
而董允、向寵，都是遷入蜀中的士大夫二代翹楚，因此，這一手明顯是為了防止劉禪不明導致大權旁落，確保士大夫執政模式的穩定性。
事實也的確不出諸葛亮等人所料。劉禪漸漸長大，雖然不似漢和帝般剛強，卻也有著同齡人的叛逆。
對于董允們的循循善誘、正色勸諫，每每下不來台的劉禪表示十分厭煩，卻由于士大夫執政的穩定性，手中無權的劉禪只能望洋興嘆。
這套權力結構中，皇帝要想奪回權力，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宦官，劉禪也不例外。于是，一個叫做黃皓的宦官，漸漸走進了劉禪的視野。
然而，董允向寵等人很好地完成了諸葛亮交給他們的任何-遏制黃皓權力的擴張。
董允去世前，黃皓都只做到黃門丞，難以有所作為（皓畏允，不敢有為。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在我們的印象中，士大夫和宦官一直都是正義和奸佞的代名詞，董允和黃皓也是一樣。
但事實上，政/治斗爭中，沒有一方是完全正義的，也沒有一方是純粹的奸佞。
在士大夫心中，宦官是奸佞的代表。但在劉禪以及東漢歷代幼帝心中，過分限制君權的士大夫們是欺負孤兒寡母的權臣乃至跋扈的叛臣，而黃皓等宦官，卻是幫助自己取得君權的好幫手。
因此，董允能限制黃皓，士大夫卻不能徹底鏟除宦官勢力。董允即使除掉了黃皓，劉禪還會選出另一個宦官作為自己恢復君權的幫手。
246年，侍中、尚書令董允病逝，呂乂繼任為尚書令，而陳祗繼任為侍中。然而，與董允不同，陳祗卻與黃皓「互相表里」，讓黃皓得以開始干預朝政。
陳祗，汝南人，許婧的侄外孫，是根正苗紅的士大夫出身。
那麼，作為士大夫三代的杰出代表，他為什麼不像董允一樣，與執政當權的士大夫保持統一戰線，卻與士大夫們不齒的宦官勢力合作呢？
這或許正是因為，陳祗的出身。許靖因為政/治站隊問題為劉備不屑，只因其是中原士大夫的杰出代表而被啟用，是蜀漢用來裝點門面的人物。
因此，陳祗與董允、費祎等人早在諸葛亮時代就受到執政者青眼有加，不太需要看其他人的臉色不同，他要想出頭，必須得看盡各方臉色，學會八面玲瓏。
于是，本著技多不壓身的原則，陳祗將自己的能力和情商發揮到了極致。在蜀漢二代韌帶凋敝的費祎時代，陳祗終于得到了青睞和重用，繼董允出任侍中。
換句話說，董允選擇強勢，是整個蜀漢執政士大夫們的共識；而陳祗選擇合作，是因為他必須得到包括皇帝、執政大臣、宦官等各方的支持。
而不知是沒有發現這一點，還是因為來自皇帝的壓力，251年，費祎提拔陳祗繼任尚書令，正式成為蜀漢朝廷上的三號人物。
而費祎走后，陳祗更是憑借皇帝劉禪的信任和寵愛，成為實際上的蜀漢執政者。
隨著陳祗地位的水漲船高，皇帝劉禪的代言人，黃皓為首的宦官勢力，也已經悄然崛起于內宮，與陳祗的權勢不相上下。
因此，隨著費祎之4，蜀漢的士大夫政/治時代，正式結束了。
然而，費祎之4背后藏著的秘密，或許還遠不止于此。
回到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行刺費祎的是一個叫做郭循的人。
而這個郭循，數年前還是魏將。250年，姜維北伐，俘降了郭循。而入蜀數年間，郭循就做到了左將軍的高位，這才得以有機會參加這次宴會，并成功刺沙了費祎。
但如果僅僅如此，郭循的刺沙或許是別的什麼機緣，但結合以下的事實，這件事或許就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了。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說到，姜維則是諸葛亮北伐國策的堅定繼承者，而費祎是北伐國策的反對者，因此，費祎屢屢掣肘姜維的北伐行動。
姜維在成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之后，先后進行了大約9次北伐曹魏的軍事行動，史稱九伐中原。
而這其中，有5次，也是規模較大的5次，都發生在費祎走后的陳祗時代。
換句話說，費祎之4的受益者，并不單單是陳祗和黃皓，還有姜維。
更有意思的是，繼任執政的陳祗，也是姜維北伐的堅定支持者。
257年，蜀漢本土勢力代表，譙周上書劉禪，姜維幾乎年年北伐，國力虛耗，國貧民弱，應該中止。
而陳祗表示反對，并在朝堂上與譙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并成功壓制了北伐的反對之聲。就在當年，姜維又率領大軍在芒水與魏軍對峙了近一年的時間。
此時的姜維，身居大將軍、錄尚書事的高位，是名義上蜀漢唯一執政，又在曾深得諸葛亮賞識，諸葛亮走后統軍多年。
因此，費祎走后，姜維的威望在蜀漢幾乎是無人可比。
而陳祗作為尚書令，姜維名義上的副手，對姜維的支持或許也是其八面玲瓏的一種表現而已，并不能說明什麼。
當然，我們無法證明，費祎之死究竟是不是陳祗和姜維策劃的一場陰謀，但陳祗與黃皓的交情、劉禪的成長、費祎對姜維的掣肘、陳祗對姜維的堅定支持，至少說明，這件事并不像我們看見的那麼簡單。
而費祎走后，蜀漢政局風起云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事實上，陳祗時代的蜀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麼糟糕，反而有些像諸葛亮時代的翻版。
首先，大將軍、錄尚書事姜維總領蜀漢軍事，常年屯駐漢中，在費祎去世的當年就發動了大規模的北伐行動。
此后，姜維更是幾乎年年北伐，出兵規模也大多上升至數萬人，也有洮西之戰、遷三縣之民這樣的捷報出現在劉禪的辦公桌上。
其次，朝中尚書令陳祗處理朝中政務。面對朝中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音，陳祗卻對北伐表示了堅定的支持，要人有人要糧有糧。
仿佛一夜之間，蜀漢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北伐曹魏、克復中原的激蕩歲月。
當然，實際情況并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麼樂觀。
首先，黃皓權勢日重，陳祗雖是與之合作，深得劉禪信任，但靠皇帝和宦官上位的陳祗，顯然難以抗衡宦官勢力的侵蝕。
當然，剛剛提到政/治斗爭并沒有哪一方是白雪公主，但衡量正義與奸佞的標準是，究竟誰為國謀強，為民謀富？
從這一點來看，劉禪信任的黃皓和陳祗，不管是能力還是品格，顯然比不上之前的諸葛亮、蔣琬、費祎。
其次，失去了執政地位的士大夫正在逐漸分化，諸葛亮時代的君臣一心、軍民團結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
費祎是最后一個能夠相對團結皇帝、士大夫、蜀漢本土勢力、蜀漢民眾的執政者，陳祗的出身和上位方式決定了他不可能得到士大夫的全力擁戴。
而繼承士大夫們地位的二代們，又沒有經歷過那段爭鋒中原的金戈鐵馬時代，難以理解和認同蜀漢以弱扛強，為何還要傾國北伐，以致于久戰無功而國庫空虛。因此朝中和軍中，反對北伐的聲音都越來越大。
同時，沒有了諸葛亮時代的嚴刑峻法，蜀漢國內經濟日漸凋敝，民生堪憂，難以供養北伐所需的人員和物資消耗，長期接觸底層民眾的蜀漢本土派勢力，意識到北伐對于國民經濟的傷害，也要求停止北伐，休養生息。
然而，作為蜀漢的執政者，陳祗和姜維，沒有有力的措施解決好這些問題，就開始了執著的北伐，這更加重了蜀漢國內士大夫之間、朝廷與百姓間的矛盾。
這就是為什麼費祎走后，蜀漢再無名相。
對于蜀漢來說，諸葛亮時代是唯一的。
這不僅僅是諸葛亮的個人能力和才華，而是時代和諸葛亮共同的最佳選擇。
國內的士大夫大多來自中原，他們共同提供了北伐的動力；而諸葛亮嚴法治蜀、國民經濟運行良好，為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讓大家的北伐理想有了現實的支撐。
諸葛亮走后，蔣琬費祎繼承了蜀漢的現實，而姜維繼承了北伐的理想，但卻再也沒有人能夠把北伐的理想和蜀漢的現實牢牢地結合在一起。
世間再無諸葛丞相。
而在大家對諸葛亮的懷念中，在姜維的九伐中原和反對聲中，蜀漢政局逐漸滑向了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