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主導的滅蜀、滅吳之役,為何總是演變為「二士爭功」的悲劇

發生于三國末期、由司馬昭主導的曹魏滅蜀漢之役,在成功后卻引發了鐘會、鄧艾兩大功臣的互相內耗,最后演變為「二士爭功」的悲劇。這一故事在后世經《三國演義》的妙筆演繹,在今日可謂家喻戶曉。

無獨有偶,由司馬昭的兒子、晉武帝司馬炎所主導的西晉滅吳之役,在成功后再度引發了兩大功臣王渾、王濬的反目成仇,差一點重演了「二士爭功」的一幕。雷同的劇情、相似的過程,不禁令人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司馬氏所主導的滅蜀、滅吳之役,在大功告成后卻總要發生功臣之間的齟齬?

上圖_ 司馬炎(236年-290年),即晉武帝 

鐘會VS鄧艾:兩個階級之間的爭斗

鐘會與鄧艾的「二士爭功」,表面上看是兩個人之間的利益之爭,但實際上,這卻是魏晉時期兩個不同階級間的權力之爭。

我們知道,漢末到晉初,是世家大族政/治從產生到發展再到成熟的時期。尤其在三國時代,世家大族對于各方勢力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存在,劉表沒有荊州大族蔡氏、蒯式的支持,袁紹沒有河北大族田氏、崔氏的力挺,也就不可能成為一方豪強。

同理,潁川荀氏、譙沛夏侯氏之于曹操,江淮顧氏、陸氏之于孫權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個人職業生涯」一說,一般而言作為政/治人物,多是得益于家族的關系而出仕,為家族的前途去奮斗。而這些人與自己老板的關系,更像是借助家族的力量帶資入伙,而不是個人去人才市場應聘就業。

上圖_ 鐘會(225年—264年),字士季,潁川長社人

而司馬氏集團也不例外,在魏末晉初支持、追隨、輔佐司馬氏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出自與司馬氏通世交好的曹魏政權中的名門大族,鐘會就來自這樣一個大族——潁川鐘氏。其父鐘繇與司馬懿同為魏臣,關系密切,鐘會之兄鐘毓與司馬師情誼甚篤。更重要的是,鐘毓因反對曹爽,被視為高平陵之變的重要支持者而極受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器重。得益于家族的關系,鐘會年紀輕輕就身居要職,30歲時已作為司馬師的重要謀士掌典軍機,而后又成為司馬昭的心腹,被稱為「時之子房」,「當世與奪,無不綜典」(《三國志•魏書•鐘會傳》)

而與魏晉大多數重臣出身名門不同,鄧艾出身非常低微。他本是襄城典農屬下屯田的部民,因其才能被司馬懿發現而辟為掾屬。雖然在對抗蜀漢、經營關中的軍事領域中屢建功勛,但鑒于其出身,司馬師兄弟始終對其不甚重視,也從不將其視作肱股。史籍記載,鄧艾口吃,自稱時總是「艾艾艾」說半天停不下來,為此司馬昭曾在大庭廣眾之下嘲諷他:「卿云艾艾,定是幾艾?」(《世說新語•言語二》)這其中就很能反映出司馬氏對鄧艾的態度。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日后的滅蜀之役中,出任主帥的是鐘會,而不是對蜀軍事經驗豐富且在魏官兵中深孚眾望的鄧艾,就能理解為何司馬昭要派自己的主簿師纂出任鄧艾的司馬,同時又以衛瓘持節監視鄧艾所部。

上圖_ 鄧艾(本名鄧范,約197年-264年),字士載,義陽棘陽人

「二士爭功」:司馬昭拉偏架

據史籍記載,本來魏軍議定的伐蜀計劃,是鐘會率主力出駱谷、斜谷取漢中,鄧艾以偏師攻沓中牽制姜維,諸葛緒以另一偏師占武街斷姜維歸路。不想,姜維行動迅速,突破諸葛緒的阻撓,率軍進駐劍閣,倚仗地利與鐘會對峙。在這種情況下,鄧艾本應率軍與鐘會合兵一處共取漢中,但他卻不經請示,走陰平小路穿越七百里山地,一舉攻占綿竹、大敗諸葛瞻,成功迫降劉禪,立下了滅蜀的第一功。

然而,在這之后,他又再次獨斷專行,以鄧禹故事承制拜后主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為駙馬都尉。鄧艾的所作所為,雖為滅蜀貢獻甚巨,但卻招致了鐘會的不滿和司馬昭的猜忌。司馬昭專門讓衛瓘告誡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三國志•魏書•鄧艾傳》)鄧艾卻不以為意,由此更加深了司馬昭對他的猜忌。

上圖_ 司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利用這一契機,鐘會、衛瓘、師纂共同上奏,說鄧艾「所作悖逆」,于是鄧艾被司馬昭下令逮捕并押回洛陽。但是,我們需要看到,鄧艾雖然獨斷,但這是屬于戰爭期間的相機行事,此外并無特別過分之處,無論如何不至于以「悖逆」而下獄。

但是,因其并不是司馬氏集團的核心成員,當身為大族名士的鐘會、衛瓘(衛瓘出身河東衛氏)等異口同聲表示鄧艾要反時,司馬昭便毫不猶豫將之鎖拿。值得注意的是,鐘會、衛瓘在滅蜀時并不與鄧艾在一起,他們對鄧艾的所作所為并不了解,而在鄧艾身邊、熟知鄧艾行事的師纂卻睜眼說瞎話,跟鐘、衛二人眾口一詞,可見鄧艾在司馬昭時代已經被大族名士們邊緣化到了何等可憐的境地。

上圖_ 《三國演義》中的衛瓘

事實上,司馬昭也深知鄧艾一案是冤案,鄧艾甫一被除,他便派親信唐彬巡視隴右,以防鄧艾舊部借機滋事。但即便如此,他不僅無意于為其平反,更是在鐘會因兵變被除后,對鄧艾的處置比對鐘會還要嚴酷。鐘會僅是處死其子鐘毅一人,鐘氏家族其余成員憑借與司馬氏密切的關系不僅得免,為官者仍留職不撤。可憐的鄧艾在被衛瓘冤枉除掉后,不僅諸子悉誅,其妻及孫流放西域。

在這場沖突中,不管愿不愿意,司馬昭只能選擇袒護與自己關系親近的大族名士,因為這些人是他用以鞏固地位、代魏自立的資本。為了維系司馬氏集團的穩定,即便是對于有大功于己的鄧艾,他也只能「拉偏架」。

上圖_ 孫皓

王濬VS王渾:「二士爭功」的翻版

多年之后,因滅吳而引發的王渾與王濬間的爭斗,幾乎就是鐘會與鄧艾「二士爭功」的翻版。從益州出兵的王濬沒有按照晉軍的總體謀劃接受王渾節度,而是利用自己順流而下的優勢直趨建業、迫降孫皓,拿下了滅吳的頭功,從而引發了王渾的極大不滿。王渾出自魏晉時代的名門——太原王氏,其父王昶與司馬氏關系親密。而王濬一家雖非布衣寒士,卻和司馬氏等曹魏大族毫無淵源。在王渾誣告王濬悖逆妄為時,朝堂之上幾乎眾口一詞,建議押解王濬回京受審。好在晉武帝司馬炎非昏庸之主,只是下詔告誡王濬要聽從指揮,不要辜負朕意云云。

然而,司馬炎有意「息事寧人」,卻并不能使王濬擺脫朝臣的不斷參劾。而王濬也深知自己的處境,故而時刻小心,與人交往必備有警衛,以免成為「鄧艾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東晉初立時曾大封開國名將之后以籠絡人心,而王濬后代卻沒有受封記載,這其中怕與司馬昭嚴懲鄧艾之后不無相似之處。

上圖_ 東晉時期形勢圖

通過上文的敘述,我們不難得知,司馬氏主導的滅蜀、滅吳之戰,在功成之后總是發生「二士爭功」的悲劇,表面上看是功臣之間的利益之爭,但實際上卻反映了占據司馬氏集團核心地位的世家大族子弟與出身微末的功臣之間的矛盾沖突。大族子弟通過相互抱團,對與自己質不同類的階層實行「黨同伐異」,從而保證家族勢力長盛不衰。

這種壅塞統治階級內部人才上升渠道的做法,不僅使得西晉政/治喪失了應有的活力,釀成了一系列「同室操戈」的悲劇,更為后來武帝身后的種種災難性沖突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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